鲁迅笔下的中国人丑陋不堪
“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欲罢不能’。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从胡须说到牙齿》）这段话表现了典型的鲁迅风格：简洁，幽默，讽刺，大词小用，庄词谐用……这番意思，若换平常的写作者可能会这样写：“我从小就有牙痛病，但我并非故意要和牙齿好的人区别开来，而实在是想摆脱而不能。……因为我牙齿不好，是我的父亲遗传给我的。”这样，意思虽也明确，显豁，但明显缺少表达效果。再如，鲁迅从生理学上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玩笑只当它玩笑》）这就是典型的鲁迅式的幽默深刻。从这里可得出一个结论：对于写作者而言，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同样的道理，怎么写有时比写什么更为重要。牙痛病很常见，打屁股也是常事，其实没啥好说的，但经鲁迅一说，就盎然有趣。之所以化平常为神奇，就在于鲁迅表达的特别和卓尔不群。
鲁迅笔下的国人的面貌往往很丑陋，看他描写的国人的头和脸：“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示众》）“有一只黑手拿着半个大馒头正在塞进一个猫脸的人的嘴里去。”（《示众》）“照例是那鲶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伤逝》）“‘可是我听说去年年底施家送给慰老爷一桌酒席哩，八公公。’蟹壳脸道。”（《离婚》）“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药》）……死鲈鱼也好，猫脸也好，鲶鱼须也好，蟹壳脸也好，鸭也好……统统都是漫画式的丑极了的中国人的速写。不过，恕我直言，不是我妄自菲薄，我觉得中国人确实普遍不好看，包括鲁迅本人。遥想上古时代如夏商周不是这样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被统治者欺压奴役蹂躏致使心灵和外表均发生大面积扭曲的结果。
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诅咒……（《颓败线的颤动》）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希望》）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题辞〉）写作若能像这样用语用句，便会让人觉得才气逼人，文气扑面。
鲁迅作品中所运用的一些比喻，常常出人意表之外，令人拍案叫绝。例如：“他看见一地月光，仿佛满铺了无缝的白纱。”（《肥皂》）一般人只知道把月亮比喻成水银泻地，这就是朱光潜说的套板反应，属于陈辞滥调。我曾经造过一句：“黎明的曙色，就像一张浆过的白麻布。”并未受鲁迅影响。又如：“待到知道我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就像我在他嘴里塞了一大把盐似的，凡有脸上可以打皱的地方都打起皱来……”（《端午节》）相信鲁迅该没有嘴里塞盐的经历和感受，仅靠想象而能写出这种句子，了不起。还如：“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的罢，……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孤独者》）这里，把五四时期那些无所事事的“零余者”比作“螃蟹”，形象生动，讽刺到位，属典型的鲁迅文笔。我们的写作正需要大量这样金子般的造句，才能让自己的作品中时时闪现出天才的光芒。
鲁迅定居上海后，多次声称自己要写长篇小说，如说要写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悲剧，而且还专门跑了一趟西安搜集素材；又说他要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甚至一度说计划写关于红军的小说……但结果是全都没能写出，他却为自己找借口：“我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重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然而鲁迅又说：“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他还跟人说，他要是写长篇小说，就边叙事边议论。这就清楚了，鲁迅是个喜欢议论而且长于议论的作家。而小说自然是跟议论无缘的。小说的特点，就是寓意义于具体事件于冷静客观形象的叙述和描写之中，而不是由作者跳出来直接发议论。按当时的社会状况，还有鲁迅的性格、当时的心态与他好议论的文风，鲁迅就是再活十年二十年，料想他也是写不出长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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