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丨赵俪生点评25位中国现代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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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写的？请站出来！”他声色俱厉地说，课堂上鸦雀无声。好半天，张先生的语调缓和了。“说我是第三党，大概由于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在此前，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先生，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先生，那么，怎么来定我的党派呢？我申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一二·九”运动，他是幕后领导人之一，后被捕，清华教授会还通过决议开除了他。解放后见过他一次，那时他因发表过“划江而治”的议论，不符合“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旨，早被“一抹到底”了。年4月，曾去看过他一次，他的记忆已全然模糊，师生一见面，就傻乎乎的问“你四十几了？”已不能谈什么了。

7年春，我以“交流学者”的身份访问美国，张申府的研究者舒衡哲告诉我，“划江而治”的背景是李宗仁。她又说，张申府曾亲口说过，当年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张是馆长室秘书，有一次毛泽东交来由他缮写的材料，可能缮写的工整程度令李不满意吧？李叫张转告毛重缮一遍。张回忆说，他非常客气地对毛说：“请拿回去重作一遍。”他看到对方的脸上露出了不愉快的神色。

后来，我读到一本陈伯达的书，说陈初到延安与毛见面，当毛得知陈是从北平来的，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是一直将张惦记在心的。

俞平伯

九十年代报刊上很捧他，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平反平反。但当时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夫人演阎婆惜，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后心里总不是味。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先曾列祖有什么必要？！朱自清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我们同学办的刊物请他写文章，从不推辞，而且文稿工工整整，一如其人。但到他课堂上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是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来。我们同学私下里常常评头论足，说“讲出东西来”和“讲不出东西来”，是老师中间的一条分水岭。闻一多真正能讲出东西的是闻一多，第一次见他时印象是厚发清癯、鼻上架有银丝眼镜的中年人。闻先生在青岛大学任教授时，曾被学生轰过，说他“不学无术”，这对他是个刺激据说当时支持闻先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在他无窗室中苦吟着生活烙印的臧克家。闻先生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是学舞台设计的，现在又教起《诗经》《楚辞》，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华就拼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这时候写出来的。他也搞考据，搞训诂，但比所有的训诂学家都有高明之处，是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一下就把闻先生爱上了，大家争着选修或旁听他的课，主要是从他的讲课中窥察他的治学方法，闻先生一下子在清华园走了红。但他是有脾气的，同学们也都小心翼翼的。他喜欢查类书，我们也跟着查类书；他讲神话，不免多涉及两汉的谶纬之书，我们也跟着熟悉一些谶纬。到了西南联大，闻先生的学问来了个大跃进，他通过《周易》研究，把古代民俗、古代社会经济、甲骨文、训诂文字凝练到一起了，写出了《周易义证类纂》那样精绝的著作。我中年本是搞“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的，那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晚年，又不知不觉地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 　　我和闻先生之间，除去学业的的传递，还有他对我人格上的的熏陶。我在山西参加抗日部队时，曾给闻先生写过一封信，向他报告游击队的生活花絮。，他从云南晋宁用蝇头小楷给我回了一封信。这时候，也正是他学术达到最醇练的时刻。这封信我珍藏下来，捐赠给先生遗著的编委会了。赵德尊具体引导我参加到革命外围的，是赵德尊。他是辽宁人，小矮胖子，从来不发脾气，是外语系比我高一级的学生，喜欢写一些短文章，笔名罗白。此人后来成了高岗的秘书长，黑龙江省委书记，《毛选》第五卷中提到高岗手下有五虎将“张、张、赵、马、郭”的“赵”就是他了。他在年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成员有王瑶、郑天翔、赵俪生、冯契……这是秘密组织，还需要有个公开的名目，于是又组织了“国防文艺社”，又扩大改组为“清华文学会”。这是一个以“左联”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群众团体，我被推选为主席，陈国良（即陈落）为副主席。 　　王瑶王瑶喜欢搞文艺理论，爱读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书，爱写书评和文学评论与论战的文章，我们叫他“小胡风”。年我在陕西乾州教中学时，王瑶来看过我，他是从沦陷区混在许多山西商人队里到大后方来的，不久以后，他又到遥远的大西南去拿大学文凭和研究生文凭去了。后来听人说王瑶很恶劣，他自从被以蒋南翔为书记的清华园支部开除出党后，就回到家乡“隐居”起来了，在日本统治下表现很模糊。抗日部队曾找过他两次让他“出山”，第一次被拒绝了，第二次甚至说出“下次不要再来，家里住着太君，再来就要报告了”这样的话。可是在《王瑶先生纪念文集》中，却说王瑶当时曾去找过抗日部队，组织不在，等了一个多月就回家了。当然，兵荒马乱之中，事情会有些周折，但无论如何周折，这两种说法总不会如此“径庭”。王瑶兄是山西平遥人，这个地方在政治上与金融上都是不寻常的。这种在操业上和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娴于计算的明敏，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沾染到王兄身上。 　　闻（一多）师母高真女士曾喜孜孜给我们讲过一个与王瑶有关的故事，说有一天闻老师下课回家，把书包一摔半天才发话：“咳，咳，我真惭愧呀，当了这些年教授连一个女学生都没拐上手，你看王瑶，才当了一年多国文教师，就拐上一个女学生跑了！”我们一听，原来是讲笑话。其实，这个“拐”字，有点委屈了王瑶夫妇，据我所知，王瑶的夫人杜琇女士当时也是冒着生命危险跟王瑶出走的，因为她的父亲是卢汉手下保卫人员的头头，坚决反对这场婚姻，他们俩是躲进运送货物大卡车的篷布里，才幸免于难。闻先生用了一个“拐”字，只不过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罢了！ 　　冯契冯契出生于浙江诸暨，我们同学常开玩笑，说那是出西施的地方，可冯兄出自农家，性格内向，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就不声不吭的啃大本大本的西洋版康德和斯宾诺莎，很快就被老师器重。冯友兰老师讲《中国哲学史》课，每讲到认为淋漓尽兴的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引得我们一教室的人即新奇又嫉妒，整个教室七八十人，你的眼睛就直瞧得上一个冯宝麟？我们只有“叨陪末座”？从中可以看出，冯契的脱颖而出，已经被老有城府的冯老先生觉察了。冯契一辈子保有党员身份，但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学者，温柔内向，早年写诗，喜欢思维。他的导师是金岳霖，提起他，今天真是煊赫的大宗师了。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个行动很古怪、内心很诡谲的老人。在哲学派别上，他笃信美国的逻辑分析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条钻牛角钻不出所以然的死胡同。试观死钻数理逻辑的沈有鼎钻成半疯，就可以思过半矣。四十年代中期，金和冯师徒在昆明一个小村庄里进行了传承，金的一套本领不但被冯学到了，还察觉到逻辑分析主义的不足之处，但靠自然科学的方式还不行，还要有人文科学的方法，于是将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注入进去，使自己晚年的造诣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当年老先生们对“密密密斯忒儿冯”的估量没有落空，真的出台了一个大角色！ 　　荣高棠荣高棠现在是大人物了，当年叫荣千祥，专门领导大家唱歌演戏的。北平有一种行当，叫卖梨膏糖的，叫卖的调子特别优雅婉转，荣千祥学来了，编入了救亡内容，大家都爱听。久而久之，“荣千祥”三字转晦，“梨膏糖”三字反而无人不知，他后来的“荣高棠”二字，实由此而来。 　　蒋南翔在一二·九后期，记得蒋南翔到我房间来。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我明白了。他是在启发我，要我提出参加党的申请。我说，“容我考虑考虑。”过了些日子，我去找他说，“我读列宁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肃的黑名单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尔托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那以后，蒋南翔再也不找我了。 　　嵇文甫6年冬，我到开封河南大学拜访文学院院长、文史系主任嵇文甫先生，此前，我曾读过他的一本《左派王学》。嵇先生跟北大、清华我常见的西服革履的教授们完全不一样打扮，他长袍马褂，翁头棉鞋，一派理学家的装束。家里一切清简，不讲究摆设，也没多少书籍。但他谈起学术来却有滔滔之势，记得我在一篇文章里曾借用《世说新语》中的话来形容他，“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当时嵇先生由于思想新颖，正受到种种限制，当时他所住院落的临街墙上，就刷着伪河南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的标语：“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正在苦闷寂寞之际，我们一连谈了三夜，“引为同道”。记得他讲的是孙奇逢，我谈得是“关中三李”，这两个话题结合在一起，不就是一部17世纪的北方文化史吗？第二年我到该系任教，《明清思想史》是嵇先生留下的课，我接着从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讲起，后来发表的《清初四大学派》，就是那时的讲稿。 　　嵇先生河南汲县人，北大毕业，三十几岁时去过苏联，所以不喜欢琐琐言教，他的学术路子很大，于学无所不窥。他常说，他不是不会作考据，但对许多琐节考据家很瞧不起。他曾经冯友兰引荐，在清华、北大讲过课，但对当时赫赫负盛名的“诸沈”、“诸马”很不抱好感。这样，他又回中州来了。嵇先生晚年，几乎全部从政，颇有意于“政术学”的研究，身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副省长、郑大校长等职，而迄未见留下成品。 　　范文澜华北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华北革命大学合并而成的，改组后两人任副校长，由吴玉章担任校长。范文澜先生原籍浙江，因祖上在河南汤阴做官，所以生活习惯上是北方人的味道。多年来，他是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史学、文学、训诂学的挺古板的教授，可由于赋性偏激，所以早在共产党“左”以前，他已经“左”起来了（这一点与鲁迅相似）。他写文章骂孔子，骂宋明理学，骂朱熹，骂佛学，都很偏激。到延安以后，他很受尊重，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到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范老在延安就写起他的《中国通史简编》，我曾有缘读到本书的初版本（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修订本）。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问题是像配方一样，这残暴荒淫与无耻究竟应该占多大比列？它是不是历史的全部？除此以外占更大比例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美好的希望与前瞻。所有的这些话都是在背后叽叽喳喳，可我把它带到了长春，经人揭发，后来成为一条罪状。 　　成仿吾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的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叶丁易叶丁易，安徽怀宁人，在蒋管区时他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比较大个的民主人士，给人一种“第一号人物”的印象。他可能有些自命不凡，脱离群众，所以四周的人对他有些闲言碎语，如说他找吴玉章校长要求配勤务员，如说他批评范老的《简编》，只不过是拾掇自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等等。开国之初，他到苏联讲课，因脑溢血死在莫斯科大学了。 　　荣孟源

最妙的人儿数他了。他属河北沧州盐山的荣家，是大家。他应是最老的党员，可当时不是，党籍被开除掉了。这不能不追溯到延安时代，那时他是延安师范的教导主任，延安师范奉中央命令，校址要与西北局调换，学生们不同意，荣的“小农意识”也出来作祟，“为什么我们辛苦一场的打好的窑洞要让给高麻子？”于是兴起风潮，教员罢教，学生罢课，由荣执笔起草了《上毛主席书》。

隔一日，毛的批示下来，四个大字，“岂有此理”。群众欢腾了，“毛主席都说西北局岂有此理嘛！”谁知周扬到来，代表边区教育厅宣布延师解散、停课整风，荣孟源停职反省。老荣的党籍就这么丢掉了。所以他满脑子装着“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这一类牢骚话。 　　

何思敬何思敬是另一位相当妙的人，他曾是中央派驻李宗仁那里的代表，这种身份是很高的，如南汉宸就是派驻杨虎城那里的代表。何那时老了，替他设了一个“国际法研究室”，只他孤单一人，纯是“因人设事”的性质。记得每在大院子里开会，一班人蹲坐在地上，独“何老”让勤务员搬一架圈手椅，每当辩论到问题焦点时，他总是挥舞双手，高声喊着“这是个原则性问题！”黄华是他的女婿，听说晚年就住在外交部长家里。 　　王绵第王绵第也是怪人，他的儿子是鼎鼎大名的作家王蒙，他晚年就住在文化部长的家里。此人与张岱年似乎是老朋友和好朋友，因为张的《学术自传》里几次叙述到王绵第，张的划右派言论里有一条说，王的历史早已交代清楚，交代清楚可以不批不斗，但北大在“三反”运动中又把王绵第斗了，张替他鸣放了一下，就化为右派了。王这个人德文极好，只是按照北京人的说法有些“鼬”。 　　王献唐王先生是山东日照人，他的学历，只是青岛德国人办的礼贤学院，而且学的是工程，他平生的学术成就，都是以家学渊源为基础而自学起来的。献唐先生在抢救文献资料、文物上对文化事业的贡献，是不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的，更不为刚刚入城的那些枪杆子干部所了解。如《穆天子传》是汲冢竹书之一种，年有海源阁藏书楼散出，各书肆包括日本书商争相抢购，当时阎锡山的晋军又打入山东，献唐以一月的俸钱于“炮声隐隐，市语仓皇”中购归，以免书流域外。再如，乾嘉间的《诗切》与《同文尚书》，学术界多年只闻其名，未见其书，每每引以为憾。其家藏稿迟至卢沟桥事变后始愿求售。献唐先生辗转寻觅，抗战时又运转后方四川万县租赁十数山洞贮藏，始得以流传后世，有了今天齐鲁书社之影印本行世。还有，南宋末年的内廷供奉汪水云，曾随二帝北掳，遗诗首，是一部南宋亡国的诗史，历来各家流传的本子很多，献唐先生约集当时学者柳诒徵、王重民等，合力校勘，终成佳本流传于世。又如，清道咸年间山东莱阳学者周梦白的《倦游庵椠记》，其书稿也是由献唐先生以银元买下运往四川万县山洞内得以保存下来的。 　　王献唐有癫痫病，医院做过开颅手术，偶然犯病时会猝然摔倒。他赋性狂气，情趣幽默，经常放口臧否古今人物，妙语连珠。但由于他的堂弟王崇武是解放前济南市市长、军统局的济南站站长。为此，我常常看到献唐先生受到纠缠盘问的麻烦，他猝然倒地的次数也就愈来愈多。这对一个老学者来说，实在是一种摧残。 　　何干之何干之广东人，因写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二书而知名。他是老党员，但每逢运动他都是“运动员”；运动一过，又立刻是“红色教授”的尖子；可下次运动一来，他又是“运动员”了。这一点，我终身不明白。他在史论结合上，给了我不少教益。文革后期，得知何干之在北京郊区苏家坨公社劳动时，因心肌梗塞突然发作，撂下手中的铁锹，躺在公路上就死去了。呜呼…… 　　郭沫若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到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立此存照”的。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恶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高亨高亨先生是东北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首届毕业生，跟王国维先生精研经籍训诂之学，对《周易》有精湛的研究，主张研究《周易》一定要把《经》《传》分开，互不干扰。高亨除去《周易》外，还长于诸子之书的训诂。找训诂学者，除唐兰之外，就数他了。可是高亨有严重历史问题，那就是他在蒋介石快完蛋的前夜，担任了东北戡乱委员这个职务。真是搞起学问来那么聪明的人，在政治面前，竟如此糊涂。他还亲自到东北来“莅”了一次位，看到炮火连天，事无可为，才狼狈跑回了重庆。解放后，他要回东北桑梓服务，未获准。只好另投青岛，被山东大学的华岗校长聘用了。 　　华岗现在距离华岗死在济南雁翅山下的监狱中转眼0多年了，平反昭雪的会也早开过，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年清华地下党秘密传播的一本小册子《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著者就是华岗。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长期在白区工作，当年从国民党反省院一出来，就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但围绕他的一生，一直还是众说纷纭。一个活了69岁的人，平生坐了2年的牢，而其中十五年竟是坐的共产党的牢，并且最后惨死于牢底。他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于料理生活，所以一生也充满了不幸。他的第一个夫人与他是同志，还同在一个党小组，小组三个人，另一个是邵荃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又因为提倡写中间人物而被批判。大革命时期，华岗被逮捕，他的夫人正在护理患病的邵荃麟，结果同志的爱转变成夫妻的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后来他到北京开会遇见邵，两个人擦身而过，不打招呼。文革期间，华岗在监狱里与杀人犯、盗窃犯睡在一起，而且还要受这些人斗争殴打，最后死在一条空荡荡的土炕上，身无完衣，体无完肤，大小便淋漓在尸体四周，房内洋溢着一股恶臭……一代革命家，一代理论家，下场如此。 　　韦君宜韦君宜原籍湖北，家在天津，原名魏蓁一。人极聪明，个儿偏矮，不漂亮。抗日军兴，她嫁给了也是我们同学的孙世实。不幸，孙很快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遇难了。她又嫁给了杨述，即杨德基，也是学运起家的大人物。7年，已有五十年不通音讯的韦君宜来信，寄来一本《一二·九运动史要》，嘱我读后写一书评。我的意见集中在“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上，我认为不应该再给哪些活着或死去的人头上扣这样的帽子。他们不过是革命阵营中个别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革命列车在半路上下车的旅客；但他们当年都是极优秀的青年，并且洞察了“左”倾关门主义之危害的人。在反关门主义的时候，他们可能有过游离大局的一偏之间，这在今天是允许的。我把这些意见，直言不讳地写给了韦君宜，她回信说：“你那些高见自然无法发表。”“因为我们搞这一本书，非个人一家之言”就是说，这本书是代表组织的，故难以容纳个人意见。由此，我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又一次受到了教育。 　　丁则良学运时，有两个领喊口号的人，其中一个是历史系的丁则良。年在青岛，握手时握到了他，他已是东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我说：“我们不仅是清华十级的同班同学，还是一二九运动中手拉手的战友哪！”他突然低下头压低了声音说：“惭愧，我走了弯路！”这句话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丁曾进入组织又因政见不和退了出来，后来又知道他有一段在针对新中国的外国电台干过。7年春夏之交，他从巴基斯坦参加全世界史学年会飞回北京，东北方面已经派人守候着，叫他回校交代问题，那时，他住在周一良家，留下一封遗书，就投未名湖自绝了。丁死后，东北人大还开了定案批斗会，丁的胞弟丁则民教授还登台批判。这种现象一点不奇怪，川大蒙文通教授死后的批斗会上，由蒙的儿子蒙默登台批判；在晋西北兴县的土改大会上，用绳子牵着父亲的鼻子拉着游街的是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冠荫，其父是当地的首富，开明绅士，在县城有四万白洋的买卖，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解放后，牛冠荫曾任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主任。 　　童书业童书业是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的人。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童，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还有人补充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这里的运动，是指政治运动，每次运动前奏的吹风会后，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肃反时，山大历史系有三个大反革命，童书业是其一，说他有血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我知道童先生看见杀鸡都吓得捂着脸，怎么会一夜之间杀一千个共产党员呢？运动收尾阶段，突然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我妻子正在午睡，我三岁的女儿意外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此人正是童书业。原来他有一份厚厚的“交代材料——童书业供状”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又想索回毁掉，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子，就出了这怪相。他的“交代材料”说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其中还有一句是“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他既害别人，又害自己，是精神变态的铁证。 　　就在蒋介石叫喊要反攻大陆的那年，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他找到当时山大历史系的党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们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后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简直是比小孩还幼稚的话语，可文革一来，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童书业有变天思想。”

在山东大学“牛鬼蛇神”拔草时，别人都是蹲着拔，红卫兵只允许两个人带板凳，一个是冯沅君，因她是小脚，另一个是童书业，因为他有病。到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是躺着拔的。童死后，还有人幸灾乐祸地说：“又替人民节省了二百多人民币！”

杨联陞

杨联陞是高我一届的大学同学，在学校住一栋宿舍。7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别人告诉我，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电话里，杨用中国话说：“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都要来，我老了，接待不动，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接待你呢？”我告诉他，这些都无所谓，但我困居旅馆，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情况困难，希望有所解救。杨发话了，电话里声色俱厉：“又不能吃西餐，又不能打电话，我问你，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的人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我忍不住了：“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可是你先出口的，下面就要容我来说了。记得卢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二人在清华门口说过的几句话。你说这一来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去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的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你却在中美处于不友好的时候跑到了美国，替侵华军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在美国，还见到杨联陞的一部论文集，胡适写得序，好大的口气，说他的文章都是英文写的，是由他的弟子某某教授翻译成中文的。

年，赵俪生摄于北京中山公园

（资源：网络）

延伸阅读——

背影丨赵絪：父亲赵俪生，在苦难中磨砺的一生原题在苦难中磨砺——写在父亲赵俪生先生的祭日里

作者：赵絪

父亲退职在贵州，与母亲及最大、最小的两个女儿合影父亲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时间分布也较为均匀，即：十七八岁出头到四十岁，在抗日炮火中，他从一个热血青年，在求索和追补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史学家；四十岁到六十岁这无疑是他一生中的最低谷：历遭劫难、九死一生。这本应是人生的黄金期，一个学人最有价值、最出成果的时间段，却因遭遇了历史上少有的几次“群众运动”而荒废了。这段看似没有成就，只有苦难的艰苦卓绝的岁月，却锤炼了他的意志，磨砺了他的思想，锻炼了他的体魄，为六十岁以后的暮年阶段产生的飞跃奠定了精神、物质基础，即：学术思想进一步的深沉、稳健与长达九十一年的高寿，完成了一个史学家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父亲的一生不只是用“饱经忧患、厄运重重”就能概括得了的。以致他谢世后，四面八方的纪念文章汇集了一个共同、认可的观点——先生受委屈了。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公允的评价。总而言之，先生这一辈子太吃亏了。做为家人，比别人更能理解这“委屈、吃亏”的实质，因为我们是直接的受害者，每个子女都品尝了入“另册”的滋味，都陪父母度过了贫困带来的饥寒岁月。当我们熬过来后，父母安祥谢世，冷静地回忆起那逝去的岁月，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相反的结论——父亲他不亏！从某种角度上讲，他虽受尽了无数的屈辱与折磨，他终归为自己赢得了学术上进一步的成熟、晚岁福寿绵绵的九十一度春秋。父亲不具备长寿的基因，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家庭，祖父抽大烟把家抽得一贫如洗，而他又是祖父母晚年最后的一个“老生子”。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细长的身条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母亲多次讲过：“自嫁了你们的爸爸，我时时做好了当一个寡妇的准备。”当年在前线，只要炮火一响，他就先晕了过去；在后方，他也是让伤寒、疟疾等要命的病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弱书生竟创下了山东安丘赵氏家族男性公民寿命最长的记录，岂不怪哉？其实一点也不怪，他那点子寿命硬生生地是给折腾出来的！厄运有时反而令苦难者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实惠”呢！母亲在父亲八十寿辰的纪念文集中，第一句话就说：“按中国人的记龄习惯，俪生今年正满八十岁，看见他健康跨越这道生命里程线，我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只有做子女的，才能体会得着母亲从“时时准备做寡妇”到看他跨越八十寿辰时的“莫大的欣慰”。创造这个奇迹的，母亲无疑是头号功臣，再往下数就得算那段刻骨铭心的艰难岁月了……俗话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这句话在父亲身上得到了非常贴切的印证。我曾有过这样的假设：父亲未遭“五七”之灾，安享大教授俸禄，且又拒绝任何方式的体育锻炼，还是个食不厌精的馋虫，习惯于一宿一宿地开夜车写文章，这样有失常规的生活习惯，他能活到九十岁么？父亲是8年被补划为“右派”的。戴帽不久就随兰州大学历史系合并到西北师大，校、系的合并难免带来小争小斗，而首当其冲成为受气筒的当然是“五类分子”了，更何况还是“外来”的“分子”，这受苦、受累的活，落到外来“右派”的头上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再遇上下放到河西走廊农场劳动这样生死难卜的差事，兰大并进来的教职员工和“右派”分子，就自然而然地排在了首选之列。进入年代，全国面临着一场在劫难逃的大饥饿。在这个时候，父亲被下放到河西走廊山丹县四十里铺的师大农场去劳动。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夹边沟距此地也不过百十公里，当时饿死人的消息还是悄悄在人群中漫延，骇人听闻的“万人坑”也被小道传播的凄凉而恐怖。虽然是被敲锣打鼓送走的，其实送人的人和被送的人心中都蒙着一层浓重的阴影，“他们”或“我们”还能再回来、还能再重逢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有车去农场，只要有人去山丹，只要家中省下一点点吃的东西，妈妈都会夹在衣物的包裹中求人捎去或通过邮局寄出。父亲后来讲，一听有包裹到，他马上意识到，他又能活下去了，每当取到包裹，总是迫不及待地一把撕开，把内中夹带的食物一扫而光！谢谢上帝，他还有一副不错的肠胃，有多少人就是在多日未食，一顿饱餐中“撑死”的呀！那个时代，人性泯灭，各种惩罚手段层出不穷，挨打、罚跪还能承受，那时人的“自尊”已经降至最低水平，只要活着就行。惩罚人的人和被惩罚人的神经都已麻木了。最要命的惩罚无过于剥夺那一碗搅拌着各种野生代食品的稀糊糊了。画家杨立强回忆当年的境况时有这样一句话：“饥饿状态下的人谁也不愿意别人比自己多吃一口，所以人们对各种各样的惩罚乐此不疲。”只有亲历和目睹过那种场景的人，才能深深体味到这看似平淡、实则严酷的叙述了。父亲正是在这最严酷的年代，沦落到最无法生存的戈壁荒滩，而且还处于社会最低层，他还能够活下去么？这个问题对他和家人来讲，真是渺茫到了极点。幸亏大家的神经已全部麻木，唯一的信念就是挣扎着活下去，省出一丝一毫的食品，攒起来设法捎到那遥远的河西，让那条濒临死亡的生命再维系一阵，再坚持几天……父亲终于侥幸生还！这不能不算是个奇迹！因为，他已被农场排为“第四号亡人”。谁都认为他没有活下去的可能，可他居然活下来了。今天回忆起他活下来的条件，首先是他自身体质属于“弱质”，“弱”的需求量比“强”的要少，消耗能量也较强者要缓慢许多，这样维系起来坚持的时日就要长一些。再就是父亲是个达观的书呆子，只要有书读，他就可以暂时忘掉饥饿，无论是夜卧地铺或是放马途中，枕边和手中总是拎一本《国语》或《左传》，以此“疗饥”。别人耻笑他“太史公，牛马走”，岂不知这读书的两得，一是疗饥，二是补充精神食粮。父亲这一生在任何境况下不忘读书，只要有书读，怎样都可以，何况是在山丹农场那种困苦状态下读史书呢。这样，父亲就自然对各种历史场景有着别样的体会和理解。对于一个史学家，也就是在这千载难逢的境地中，加深了对人生的领悟、学术上的反思。父亲晚年在学术上又有了一个飞跃，不能不说与这段刻骨铭心的际遇有关。这段阅历带给他的正面效应无疑是思想境界更进一步的深沉与稳健。赵纪最后的照片二姐赵纪的死，无疑也是挽救了垂危境地的父亲的一条命。父母在其碑文中写下：“因登山失慎，殒没于皋兰山下，得年一十八岁……”的字样。在父母的六个子女中，二姐赵纪是唯一没有偏科的一个。即数、理、化、文、体、美样样拿得起放得下。8年，街头壁画有不少佳作出自她手，而且，她还是创甘肃省纪录的长跑运动健将。那几年，国庆大游行的纪录片中，抬着“体育大队”队标的几员为甘肃体育立下汗马功劳的虎将中，就有二姐赵纪的身影，绰号“大洋马”。就是这样一个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最后定格在“得年一十八岁”的如花年华，未能善终。年的寒假，二姐住校未归，她当时正值高三，要在学校准备即将面临的高考。那时有两件事让她十分郁闷，一件是她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多门功课的课代表，又吃苦耐劳，知道“夹着尾巴做人”，处事待人皆很低调，颇得师生们的好评，班上讨论她和另外一位同学的入团问题，在群众评议中，赵纪是全票通过，而那位同学却没有过半数而未获群众认可。后来，团委批复的结果是那位同学畅通无阻，而赵纪却未获准入团，这在班上引起了一片骚动。班主任十分惋惜地给大家解释：赵纪本人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因为父亲是“右派分子”而遭到淘汰。于是，老师、同学都激励她一定要报考清华，以她的功底和才华，考清华应该是“小菜一碟”，而她也确实跃跃欲试想步父亲后尘去清华园转一遭，一来为校争光，二来也可证实一下她自己的实力。那知回家一提，被母亲兜头一瓢冷水：“你千万不能报考清华，就凭你爸爸，人家就不会要你，你是兰大附中的尖子生，表现也好，还有长项，知根知底的兰大不会不要你。”母亲的观点是绝对明智和正确的，因为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远有钱伟长、孔祥英（父亲清华时期的同班同学）之子，近有陈时伟、左宗杞之女，怎不让历尽沧桑的母亲说出这番话来呢？！钱伟长、孔祥英之子钱元凯是当年清华附中品学兼优、十分聪慧的尖子生，而且还是钱家唯一的男孩子，余皆女儿，稳操胜券的他竟然榜上无名。拨乱反正查出档案，在他优异的高考成绩单上批有“大右派钱伟长之子，不予录取”的字样，而执笔批复此件的就是当年的高教部部长，钱、孔二人清华园的老同学——蒋南翔。一个普通的学子，品学兼优的无辜青年，就因其父是钱伟长而失去了深造的机会。兰州大学的化学系，可谓是名扬四海，这里出来的莘莘学子走到哪都是深受欢迎的。之所以有此佳誉，不外乎这里云集了一批大名鼎鼎的化学家。而陈时伟、左宗杞夫妇就是蜚声国内外，兰大化学系的领军人物。陈、左二位0年代就被定为二级教授，陈时伟还身兼兰大副校长之职。7年，夫妻双双落网，被定为极右分子。其小女陈绪明当时在兰州一中就读，也是即将高考、品学皆佳的好子弟。一位省上的领导去一中做形势报告，提到了“我省大右派陈时伟如何如何”，这位初生牛犊、不知厉害的陈家小女竟在校门口堵住首长专车，质问其：“你凭什么这样讲我的父亲？”当对方得知这就是陈家千金时，笑着点点头钻进车中扬长而去，其后果换来的自然是高考名落孙山，而且其后几年也是屡考屡败。我大姐比陈绪明低两届，就在大姐都快大学毕业了，左宗杞找到了当时的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不无伤感地说：“我们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无数的工农子弟，可我们的孩子却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在江校长的过问下，陈绪明在高中毕业五六年后才得以考入兰大物理系。福兮？祸兮？圆了大学梦的陈氏一家，无法预测这吉凶未卜的未来。这个已入“另册”的子女，真可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一起，已深悟利害的陈绪明就赶紧贴出声明，声讨自己的父母以示划清界限，可这就能饶了你么？她还是被放置在几张码起来的大桌子上面跪着，胸前挂着大右派子女的牌子示众。不久，她失踪了，时至今日，仍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左宗杞每当听到哪里有一具无人认领的女尸、或某省某乡偏僻山村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女疯子，她都不顾路途迢遥、不惜代价地赶过去一辨真伪，每次均失望而归，见人就如祥林嫂般地念叨：“……我去了，不是我家明明”。每逢此时，母亲都会潸然泪下，回来对我父亲说：“我们的纪儿倒是没丢，也不过只剩下一副骸骨……”父母为赵纪立的碑文这样的先例，让母亲断然做出：“不准报清华，只能报兰大”的决定。所以入团未果，放弃报考清华，是那年寒假让二姐赵纪郁闷的两大心结。二月二日，一场小雪后的中午，她鬼使神差地跟着两位室友上山去拾“地衣”（一种类似发菜、贴着地皮、遇水即涨的菌类野生植物），这一去连殒两命，就再也没能够回来。她们临上山时曾找食堂大师傅商量，让她们把晚餐券一并打出吃掉，晚上她们可以吃拣回来的野菜，遭到大师傅的断然拒绝。当听到她们失足皋兰山、再也回不来时，那位大师傅失声痛哭，再三重复着：“我要早知道这两个娃回不来，说什么也得让她们吃饱了再走呵……”二月二日的晚餐券被父亲牢牢粘在了那一年的日记本中，成为全家痛彻心肺的一个纪念物……父亲接到了母亲“速归”的电报，其实场部也接到学校“女儿亡故”的实情，只是没有告诉他真相，通知他收拾东西可以回家了，其它留场人员还牢骚满腹地说：“赵俪生的老婆想他了，捏个词让他回家过年哩。”等父亲踏上归途，场部才当众宣布“赵俪生家中死了人”的消息，以此来稳住人心浮动、思家心切的留场人员的情绪。父亲是怎样从四十里铺赶到了山丹火车站，至今仍是个谜。在他的《死三人记》中，有两位就是倒毙荒郊的，一个是劳动完躺在麦草中无人问津冻饿而亡，另一位进城看病，每走一程遇到有单位、有人家的地方就掏出单位证明、粮票钱款，希望能卖给他一口吃的，但那年代就是有钱、有粮票也换不来一口吃的，他就这样走一截、乞求一阵，无望再往前走，好容易挪到了城边，望城倒下，就再也没有爬起来。饥肠辘辘且已衰弱到极点，被大家公认为“第四号亡人”的父亲，怎能走出这无法维持生命的几十里荒滩呢？其实这趟回家的路程仍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求生和归家的意志战胜了死神，他终于从山丹火车站爬上了一列春运加开的拉人的闷罐子货车回到了家中。感谢那列车上的一位女列车员，她发现这个戴一副眼镜的人不似流民，交谈之中，得知还是位大学教师，仰慕之下，多卖了他一份客饭，这让老爹在归途中更有了一份物质上的保证。二月十二日凌晨，他闯进家门，被刚起床的母亲当成闯入家中的流民推了出去，他愕然地对母亲说了句：“昭一，我是赵生生呵！”母亲这才从声气中辨认出那是她相濡以沫几十载的夫君，顿然失声痛哭。丧女之痛加之这脱了形的丈夫，怎不让这苦苦支撑的家庭主妇失态呢。我死死记住了年三个难忘的日子：二月二日，十八岁的二姐命丧皋兰山下；二月十二日，四十四岁的父亲终于挣扎着回到了家中；二月十五日，正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那是怎样的一个惨痛的节日，只能讲不堪回首，但又怎能忘却呢！严华医生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位有恩于我家的大夫，医院的院长严华同志（笔名鞠强，我家子女均愿喊他为鞠伯伯），他在最艰苦的时候奉命视察农场。当他钻进黑乎乎的窝棚，在最里面的角落中，见到了因浇冬水被冰块砍伤、化脓感染、倒卧在床的父亲，居然还点着盏小油灯在看书呢。此景此情打动了这位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医生。他检查了父亲那条肿得像根大粗棒的腿，当即向场部提出必须住院，还对不想送父亲看病的场部领导大谈政策：“我们在朝鲜战场对外国俘虏尚且有病都治，何况是犯了错误的自己人。”以严华院长代校领导视察的钦差身份，父医院住了十五天，这十五天也无疑降低了被饿死、病死的机率。从《死三人记》中的记载可以看到“从我的腿肉里，撕出七八条长长的脓带，像剖鱼时候从鱼肚子里撕出来鱼膘、鱼苦胆似的……”大夫事后讲，再拖下去，那条腿可就保不住了。这么重的伤病，居然十五天就出院了，只能讲父亲命贱！抗苦难、求生的本能还是顽强。十五天后回场，有医生证明，他就归到了老弱病残之列，于是就让他放马。放马的活计让他躲开了拚力气的重活、减省了消耗，也少受同事们的凌辱，还可以在马吃草时读读书，也学着马在沟边找寻点可以塞进嘴的“野食”。吃完了，还知道到渠边把口中留有的残渣涮洗干净，绝非讲究卫生，因为回去要张开嘴检查，一旦发现牙缝间留有绿色残渣，那就说明你在外“偷青掐黄”了，要遭打挨罚的，最终还要被剥夺“吃饭”的权利，那可是最要命的事了。父亲从山东大学带去的一位学生和他一同下放到山丹农场，下工回来，因喝粥喝急了，大吐，先吐出了菜糊糊，又呕出一堆青草，最后是一滩鲜血，他实在承受不了这份苦难，抛掉他大学教师的职务，退职回山东老家务农去了，宁当一个农民，也不愿在“大学教师”的头衔下遭这份罪了。可父亲一是“阶级敌人”受管制的身份，二有六个嗷嗷待哺的子女，他敢走这条道么？好在苦难终有尽头，他终于熬到活着回到了家。事后，几乎所有知道这件事前后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这么讲的：“唉，那是用女儿的命换回了老子的一条命呵……”我在年“文革”初期也被发配到河西，在张掖九公里园艺场当了四年农工，又被分配至张掖火车站农机供应公司工作八年，后又随爱人调至武威九条岭水文分站两年，最终回到父母身边。历时十四年的光景是在河西走廊度过的，后又多次陪外地学者、画家、亲友重走河西路。无论乘火车还是汽车，每至山丹县境，我都会贴在车窗上，目不转睛地端详着窗外的戈壁荒滩、草丛农舍，不断寻思：父亲是在哪块地方受的罪，又是顺哪条野路逃生的呢？我对河西的印象从父亲发配、几乎命丧荒郊，到我自己被发配，苦苦挣扎十四度春秋而永远铭记心怀。那寂寥的荒原，留给我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苍凉，也让历练了我的生命，让我懂得了生活。父亲靠家中省出的一口粮食，得以渐渐康复。他终夜伏案翻译王尔德的《道廉格雷的画像》，借此排遣内心的丧女之痛。每至深夜，是妈妈给他多加一小奶锅苞谷面糊糊，严华大夫也不时给他开出几粒“康复粉药丸”。不久，有了高价食品，妈妈毅然辞职，用几百元的退职费不时添点高价食品，打发一下饥肠辘辘的家人。0年代落实政策，妈妈得以恢复公职，抛去了退职的年限，落得个“抗战时期的离休干部”，岂不知她比享受“老红军待遇”的老爹还早几个月参加革命呢！当有人问我：“你妈妈是家庭妇女吗？”我摇摇头，“那她在哪上班呢？”我会告诉发问者：“我妈妈的前程被我们吃掉了。”他们已经因饥饿失掉了一个孩子，剩下的五个，就一个也不能少了。于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卖书、卖画、卖前程，以此维持这惨淡的岁月……年初，合并到师大的兰大文科又全部返回兰大，师大给兰大开出的条件是“别人全部退还，只留一个赵俪生，一个王翼洲（兰大历史系总支书记）”而江隆基校长的答复也很干脆：“别人你留谁都行，只要退还我这两个人就可以了。”这说明两校组织都还知人，就是用不用的问题了。兰大教职工饱受几年另眼看待，当然个个翘首以待重返故园，在江隆基校长的过问下，父亲摘掉了帽子，承担了首届招生年进校学员的基础课——中国通史。江校长指定校党委行政人员一律旁听赵俪生的中国通史，而且他亲自率众去听。第一堂课刚刚讲完，学生们站起向门边拥去，后排的江校长发话了：“不要乱挤，让先生先走！”这让多年遭人凌辱沦为阶下囚的父亲如何不感动呢?他没有讲任何感恩的话，他只有用行动报答这位老教育家的知遇之恩。两年的通史，他讲得酣畅淋漓，让那些本来有碍于江校长面子不得不来听课的党政人员也舍不得轻易放弃赵先生的课了。几次的大通史课也历练了父亲，为他赢得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讲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下半叶讲得最好的，当属兰州大学的赵俪生”的盛誉。当时，由于兰大住房紧张，父亲虽人已回兰大，但家还住在位于西郊十里店的师大。每到上课，父亲凌晨即起，用他的话讲，就是：“撒开大步向前行”，上完四节课，再步行回家，省下两三角车费路边买个烤洋芋或煮苞米，边啃边走，从东郊到西郊近三十里的路程，来回一走就是六十里！有一次，父亲被一位姓郭的兰大司机看见，怜他路远，顺路拉了他一程，为此他还不断感念着这位老师傅。时值壮年的父亲一生情有独钟的唯一运动恐怕就是“走路”了，年轻时在游击队，走遍了晋、陕大地，从延安步行至西安，后由河南至华北，一多半时间是在走；山丹下放，牵着马在走，爬出死亡地带也靠走，如今从师大到兰大纵跨整个兰州市，也是靠走。一生不做任何体育锻炼的父亲，唯独会“走”，一直走到了八十五岁才歇了脚，足不出户了。他那九十一岁的寿命，恐怕与“走”也多少有点关系吧。年，父亲去北京出差，摄于中山公园当年，那位由北大贬到兰大、见过大世面的江隆基校长，多次提出“兰大文科在全国有影响、数得着的就赵俪生一个”，并说：“赵俪生的‘右派’问题与其说是个政治问题，不如说是个人事关系问题。”在他的主张下，父亲摘掉了帽子，在难以恢复以往职称待遇时，江校长特批每月定期困难补助五十元。每逢年节、父亲住院、拔牙、镶牙再额外给予不定期贴补，改善了父亲的生存状况，缓解了他的后顾之忧。当然，这些措施成了江校长“文革中”的条条“罪状”。江校长不仅厚待知识分子，也培养了一批懂得怎样善待和处理知识分子关系的中层领导，如，前兰大教务长、后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前兰大化学系总支书记、后任广电部部长的聂大江，兰大历史系总支书记王翼洲，均是江校长以其言传身教培养起来的，他们共同努力把默默无闻的兰州大学推向排名逐渐靠前的综合大学之列，而江校长本人却命断“文革”。就在“红色恐怖”如火如荼之际，江校长的死讯传出，兰州大学上上下下，不顾强大的政治压力一片恸哭之声。为此，造反派还专门为清理“江隆基阴魂不散”，大肆批斗“江隆基的孝子贤孙们”。年12月1日，父亲火化后，被安置在省级烈士陵园中。许是缘分，厅门一开，迎面安置的骨灰盒竟然是41年前含冤而去的江隆基校长的灵位。江校长的遗容依然谦和而慈祥，我们众姐弟赶紧毕恭毕敬先在江校长灵前深深鞠躬行礼，然后对怀中父母的骨灰盒，很是欣慰地告诉他们：“爸爸妈妈，这里有老朋友，你们不寂寞了。”父亲在“文革”中是被第一个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两三天中，我们所住的二号楼就被大字报装裹起来。远处看像是纸扎的一幢楼，也像大出殡时的场景，很是壮观，也煞是恐怖。父亲从“四清”点上刚进门就被造反派带走了。刚开始，还只是这么几个“死老虎”，没几天的功夫，左邻右舍、楼上楼下全部沦为“牛鬼蛇神”。真可谓“洪洞县里无好人”了。随着“阶级敌人”的迅速壮大，对运动乍起，来势凶猛时的那种恐惧心理倒是渐渐平复了。父亲毕竟是“老运动员”了，何况他本人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出身呢！没看出他有多害怕，被斗完回来还这样说过：“闹着玩呢！他们那一套我都会，也都干过，不过不像他们闹得这么邪乎罢了！”每当传来某某上吊、某某跳搂、某某失踪，父亲的眼神中便显现出一丝阴郁，表情冷峻而沉默，坐在那儿陷入沉思，家人深怕他想不开。他大约也觉察到了，告诉家人：“你们放心，我绝不自杀！咱们如今只剩下一条道，就是‘熬’！我就不相信我熬不过去，死了可就只能是白死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面对这场“史无前例”，他的宏观视角就比书生气十足的学者要宽阔些：“翻翻历史上那些最严酷的年代，都是持续不了多久的。要么统治阶层自我调整，要么天下大乱、官逼民反，它总得有个终结，谁让咱们赶上了这个时代，就这么往下熬吧。这不是咱们一家一户的事，这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事，躲是躲不过去的！”正因为有父亲的这些评点，我们减少了恐惧，抹去了愁怨，增进了信心，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和困苦，“熬”字就泛上心头。我们迅速解体了这个家，不满十五岁的大妹赵红跟着在三线当技术员的大姐当学徒工去了，我和弟弟，一个赴河西农场当农工、一个插队会宁当农民，后因兰大地理系冯绳武教授的女儿插队会宁、遭遇不幸跳窖自杀，妈妈说什么也不让小妹上山下乡了，并表示这个女儿她养到老也不下乡，还真叫她顶住了。如今，栖居美国的小妹就少了这一段阅历。父亲面对整个运动场面是清醒的、冷静的，但不能讲他就没有害怕的事。父亲性格中脆弱和胆怯的成份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面对兰大的斗争场面他无惧，是因为他的心里有数，这批学生他从一年级带到五年级，感情非同一般。他相信他们对他不会下毒手，每到最惨烈的场面要开始了，会有人猛吼：“让赵俪生这个老反革命滚回去”，绳头一松，老爹就赶紧跑了，第二天校园中会多了不少带绷带、瘸着腿的伤员。老实讲，当年挨打的教员一般被打得并不厉害，被打惨的主要是党政领导和掐着学生政治命脉、生活设施的管理人员。教授们因名声在外，大字报上的“罪名”显著，斗争场面宏大，但是皮肉之苦却没那些管理人员挨得多。斗争会中途，造反派休息，父亲则被带到另一间教室“候审”。一次，有个四川籍小个子的学生递给父亲一缸浓茶，里面放着冰糖。这让父亲记了一辈子。在面对外来的中学生“棒棒队”，那可是令老爹胆战心惊、魂飞魄散。这些浑小子手底下没数，打起来十分地惨烈。闯进家里，用长矛将所有的书橱玻璃打碎、木头捣裂，将所有的瓷器、玻璃器皿打的稀巴烂，还将碎玻璃和家中的面粉、粮食搅拌在一起，让你无法食用。就在他们抡起钢丝鞭要抽父亲的脸时，红妹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尖叫，犹如德国电影《马门教授》中犹太女孩闯回家大叫“他们”，镜头定格在一个极度恐惧的少女脸上，那场景何其相似。大约那声尖叫过于恐怖，让造反小将心中一悸，鞭子没有落下，但声明他们还要再次光临。老爹说什么也不在家中呆了，过道有我家一间小储藏室，他躲进去，任谁劝也不肯回屋了。他实在怕这些手下没数的浑小子让他皮肉受苦、死于非命。医院养病时的留影经历了山丹农场的劳改岁月，使得父亲在面对“文革”的劳改时，就显得游刃有余了。在众牛鬼蛇神的队伍中，他无疑是个强劳力了，不怕脏、不嫌臭、不惜力，所以诸如挖化粪池、拉架子车、果园施肥、大灶背面袋这样的苦活、累活都基本摊到他的头上，好处是避免了扫街道、清厕所这样容易遭人凌辱的场所，当然最让他舒心的活计是抄大字报。造反派知道他的字写得是又快又好，抄得不耐烦时就会想起他，把他揪至大教室去替造反派们干活。回来后，父亲是这样对家人讲的：“今儿不累，抄了一天大字报，在赵俪生的名字上打了无数的红叉，枪毙了无数次。”“文革”中，父亲属于能够应对、比较“乖巧”的一类。多大的帽子、莫须有的罪名，他都满口应承，绝不辩解。用他的话讲，“和那些人去讲理不是找打挨么？他们空口无凭、不负责任地给我罗织罪名，我也可以不负责任地认下就得了，又不是马上就拉出去枪毙。”为此少挨了不少的打，可那些认“死理”、怕担“罪名”、爱惜名声的教授就得为此付出代价了。兰大化学系一级教授朱子清先生，比父亲要大十几岁。他和父亲是当年兰大对外的两块招牌。那时的学生人人皆知“理有朱子清、文有赵俪生”之说，而他二人之间因专业、行当、年龄都相去甚远，所以绝少往来。可就这两个素无往来的教授，又是被栓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干什么都要被绑在一起，同步行动，缺一不可。比如，国庆节大游行，上观礼台的知识分子代表非他俩莫属；兰大营造了“苏联专家院”，专家没迎来，那就朱、赵二家搬入；8年，两人前后被补入“右派”阵营；“文革”一起，先揪赵，后揪朱；每逢“严打”，先拿他俩开刀；落实政策，又拽出他们来当“样板”。所以，在全校性无论喜庆、还是斗争的场合，登台亮相的总是这两个人。每逢此时，两人从不搭腔，彼此只行“注目礼”，心照不宣的“干什么都是咱们这对难兄难弟！”牛棚中，朱老先生一是年纪甚大，二是学理工的，对冗长且带自辱性的“请罪词”，和人人要背的“老三篇”怎么也过不了关，最后只能对造反派说：“同学，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背不过啊！”父亲在一旁低着头，心中干着急，恨不能出列代老先生背上一番。父亲的强记博引是很有名气的，属于那种过目不忘之人，这也是他由文转史，并能很快立足于史学界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个把经典史籍都能浏览不忘的人，对眼下的“请罪词”那当然不屑一顾了。他不但能背“老三篇”，连那么长的“老五篇”他都能倒背如流。“文革”后，他一高兴还能把那“请罪词”背得扬扬洒洒，一边背，一边批。我们问，“记这破玩意占地方不？”他觉得看上两遍就记住了，没费劲，并不占地方。父亲超常的记忆力和过人的脑容量由此可见一斑。再就是朱老先生年龄大了，吃不完家中捎来的点心，塞在抽屉内，让造反派搜出来，勒令其必须把这些变了质的食品吃完了，否则不允许打新饭。这下子可把老先生难坏了，天天用开水冲泡这些长了毛的面包、点心，比吃药还难以下咽，直直吃了一个礼拜。父亲依仗壮年，干的又是重体力活，加之山丹那段阅历，早练就了一副“松紧肚”。母亲每次“探监”都能捎去一小锅红烧肉，他一顿就吃个干干净净，绝不给造反派留下批判、惩罚的把柄。“文革”中期，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中，甘肃由后方变前线，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父亲又遭遇了退职，强行把他的户口迁往贵州三线工作的大姐处。两年后，断了生活来源，在家人的敦促和学生的指引下，父亲贸然进京上访，0年代山大毕业的赵淮青和年代兰大毕业的于尔果给父亲提供了食宿之便和上访路线。这让北京接待站的人员甚为惊诧：一个有如此革命经历和如此学问的人，怎么会流落至此呢？因他的案例实属特殊，很快上报国务院，面呈周恩来总理。在周总理一揽子批文中，就有父亲必须复职的信函。于是，当年甘肃的最高领导冼恒汉在这个批件上加注了：“原单位、原职务、原工资……”等字样，父亲才得以重返兰大。既然撵不走，还怕整不了么？于是，只要掀起个什么形式的运动，总能套用到父亲的头上，什么样的罪名、帽子都对他再合适不过，最后整疲了，成了这个不折不扣的老运动员，也会把各种各样的帽子往自个头上戴，好在有百来元工资，儿女出去了一大半，肚子首先能吃饱。只要闲在家中，还是忘不了读书，偷偷地著文。明知道难见天日，文成后总写上“篱槿堂遗稿”。后来，父亲再度被下放至永登干校。有山丹的那段阅历，父亲干农活也不算外行了，就是读书的老毛病改不掉。下工后，他依然是小油灯下自读自乐，引起了工农兵学员的好奇和敬重，越来越多的学员拥向他的铺位，向他求学请教。好为人师的父亲不知忌讳，每有问者，必滔滔授之，于是引来他人的不满，大批他“毒害工农兵学员，抢夺革命接班人”。总之，干什么都没他的好果子吃，可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折腾了二十年，也没把他那已成定局的脾性给改造过来。“江山依旧，秉性难移”这句老话，用到父亲头上那可是再合适不过了。天赋、勤奋造就了父亲一个史学家最基本的条件，而二十多年在劫难逃的苦难，铸就了他更加深沉、更加稳健的一代学人必备的素质。上苍怜才，在他那并无长寿基因的生命中又注入一种神奇、顽强的活力，让他在“死不悔改”、“死有余辜”的诅咒声中延绵至九十一载。（资源：网络作者：赵絪）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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