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作家张瑞明全家备战

一

我9岁那年，沽水县出了大事。半夜三更，一匹快马飞驰阳坡公社，县里来的通讯员，擂鼓般捶响我家院门。土狗小灰，从柴火垛上跳下来，堵住门口，疯了般狂吠，把一扇铁门挠得伤痕累累。四邻的狗闻风而动，远处近处吠声不断。时值年关，天寒地冻。父亲裹上棉衣棉裤，提着裤腰，趿拉着棉靴，对了暗号，拴住狗，打开门。通讯员身穿白茬皮袄，头戴狐皮帽，脚踏毡疙瘩，眉毛胡子挂着白霜。父亲边系裤带，边听消息。通讯员一开口，无异于炸雷，把敦实的父亲震了个趔趄。

父亲性如烈火，回屋时一言未发，提了半自动步枪，压上弹夹，转身就走。七斤半的家伙，拎在手里轻飘飘的，像攥着根鸡毛。一家人趴在炕上，大眼瞪小眼，搞不清是梦是真。全家六口人，我最小，黄嘴叉子未褪，不知深浅，天天盼着鸡飞狗跳，天塌下来才好玩，有大人顶着。揉着眼睛，见父亲提枪出屋，我心中窃喜，终于要打仗了。父亲走后，母亲和两个姐姐顶死了门，裹在被子里打哆嗦。奶奶叨念着，这是咋了？活八十岁，还是鬼子进村那年，见过这种阵势。

父亲那晚不是去打仗，他直奔公社的播音室。路过电话站时，一脚踹开门。通讯员来之前，县革委会已拨了三次电话，阳坡公社无法接通。接线员小李，是个未婚姑娘，直到门被踹开，才从春梦中惊醒。公社院中，立着一根电线杆，上面的大喇叭里，亮出父亲冷硬的嗓音，小李这才明白，踹门的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安永生。

民兵同志们请注意，民兵同志们请注意，马上到公社集合！

来集合的，不光是民兵。公社大小干部、村支部成员、提心吊胆的民兵家属、夜长难耐的光棍棒子、爱凑热闹的中年寡妇，以及在外围观阵的土狗，乌压压挤满了公社大院。我是借口拉肚子跑出来的，趁着看管我的大姐一不留神，提起裤裆，窜上了柴火垛，翻出了院墙。小灰比我兴奋，引着我一路狂奔。进了公社大院，就听见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有说超级大国入侵，有说阶级敌人叛乱。父亲一亮相，院里鸦雀无声。

父亲没说缘由，只分派民兵把守要道，见到生人即刻扣押。民兵三个一伙，五个一帮，各路由乡干部带领，在马灯和手电筒的指引下，四散而去。父亲传令后，大步走向我，屁股上弹了一脚，呵斥道，凑啥热闹，回去！我灰溜溜地离开，身后的小灰扫兴地耷拉着脑袋，边走边翘大腿。闲杂人等，见父亲脸面难看，也不敢问缘由，做鸟兽散。

半路上，一道电光照得我眼冒绿光。近了些时，听出是寻过来的家人。手电光一直晃在脸上，刺得我睁不开眼，看不清打手电的是大姐还是二姐。不论是哪一个，都不敢打我，也不敢骂我。我是安家独苗，三代单传，动我一根毫毛试试，告了奶奶，吃不了兜着走。可她们善用阴招，比如用手电晃我，明里是在辨认，实则是惩罚和泄愤。我双手挡着强光，破口大骂，脏话连篇，把照我脸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光线移到地上，我看清拿手电的，是母亲。母亲个矮，和十五岁的二姐一般高，两个人都瘦，皮包骨头，风大就能刮倒。二十出头的大姐，也瘦，却是有肉那种瘦，瓜子脸，水蛇腰，走在街上，大辫子一甩一甩，造型有点像红灯记里的铁梅。但她没有铁梅硬朗，看见耗子就会尖叫，树叶掉下来躲着走，怕砸了头。三具单薄的身体在夜风中颤抖，筛糠一样，不知是冻的还是气的，多半是半夜里受了惊吓。母亲敢打我，但下手不重，打苍蝇的劲头，照屁股上拍两下。

回到家，奶奶趴在炕沿上，捏了捏我的小手，冻僵的手指就软乎了。门顶死，油灯吹灭，一家人闷葫芦般趟下。从炕头到炕尾依次是奶奶、我、大姐、二姐、母亲。母亲与腰墙之间，空着一个挺大的地方，展着一付铺盖。谁也不说话，谁也没睡着，都在听动静。村里的狗一直叫，叫声逐渐由短变长。小灰不叫，它是狼狗后裔，对这种毫无目标的乱吠不屑一顾。

我睡不着，想起了打兔子的场面。那是一场大雪之后，父亲披挂整齐，带我往东山走。沿途，一脚一个深窝，雪地上，踩出一道黑乎乎的路。父亲边走边察看雪地，临近山脚，发现了新鲜蹄印，铜钱般大小，细细的一溜，延伸而去。顺着蹄印走，走到我腿软时，父亲一把按倒了我，同时，他也匍匐在雪地上。我看了看前方，没发现什么，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父亲身上。父亲枪托顶在肩膀，左眼紧闭，右眼圆睁，瞄着准星，一动不动。片刻后，砰地一声，枪口冒了股蓝烟，枪托后坐，父亲的肩膀抖动了一下。我急忙去雪窝里找弹壳，这东西是铜的，很值钱。等我找到弹壳后，父亲已经在远处，举起了左臂，手中晃动着一只兔子。我看见那只血淋淋的兔子，想吐。

父亲当主任前，干了八年武装部长，练就了好枪法，打靶时，枪枪九环十环。每年冬天，家里野味不断，尤其是兔子肉，吃得我见到家养的活兔子，都会反胃。父亲的确算是能人，自制了一种土炮，朝天放，专打云彩。夏季时，见到黑云就开炮。村人对此交口称赞，说安部长把冰雹打散了。奶奶却不这么看，劝父亲住手，饶龙王爷一命。坝上地区十年九旱，把雨水赶跑是在作孽。父亲虽孝，但更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一片叫好声中接着打。终于打出一堆匿名举报信，才住了手。父亲说，人心不古，世事难料。

父亲的另一门手艺是木工，家里锯子、推刨、斧子、凿子样样有。父亲最得意的活，是三节大红柜。无论谁来家做客，都会夸红柜好。其实，柜子上有一对祖传瓷瓶，插着鸡毛掸子，非常抢眼，却很少有人称道。父亲也从未对外人透露这对瓶子的来历，家里三代贫下中农，出了古董，难免惹祸。所幸体面人家都有这样的瓶子，难辨真品赝品。奶奶说，这东西就放柜子上，埋到地下可惜了。

父亲手中晃悠着的兔子，变成了日本鬼子。战斗结束了，我亮起嗓子喊，胜利了！

大姐一把推醒了我，我依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咯咯笑个不停。天光放亮，有人敲院门，小灰发出吱吱的欢叫，指定是父亲回来了。父亲一脸疲倦，把步枪立在炕边，一言不发，和衣上炕睡觉。后脑勺一挨枕头，就扯起了呼噜。父亲一打呼噜，全家人就知道，昨晚的警报解除了。

日上三竿，父亲起床，全家围住炕桌吃早饭。一杯酒下肚，父亲开口讲话。昨晚，孟主任一家四口，三死一伤，只小儿子经抢救脱险。母亲问，是县革委会主任老孟？父亲点点头。奶奶打了嗝说，这可是太岁头上动了土，县太爷都敢下手呀，谁这么狠心？

很快，爆炸新闻在沽水县乃至周边传开。大营公社小营大队民兵连长鲁乃彪，杀了沽水县革委会主任孟兆雄。半夜跳墙进院，砸碎玻璃，朝炕上连开数枪。后半夜，在小营大队的沟渠中发现了鲁乃彪，尸体上横着一条步枪，下巴被掀掉，右脚没穿鞋，公安判断是用脚趾扣动了扳机，饮弹自尽的架势颇为专业。关于杀人动机，一直成谜。民间有不少版本，靠谱一点的说法是，孟主任在小营大队下过乡，就住鲁乃彪家。二人关系应该不错，何故反目成仇未可知。鲁乃彪死后，留下孤儿寡母，儿子与我年龄相仿，媳妇也就三十几岁。出于好奇，我约了几个伙伴，专门到小营村去看狐狸精。那婆娘脸挺白，但也有褶子，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好看，屁股后面也没有尾巴。

二

沽水县出事后，所有的民兵，尤其是民兵连长，都被下了枪，包括子弹和雷管。县里干部有枪的，也大都被收缴。枪械被封存进弹药库，由武装部统一管理，除了发生战争和镇压反革命，不再由个人保管。整个阳坡公社，配枪的只有一个人，我父亲安永生。我父亲不仅是公社头头，还兼着武装部长，理所当然有枪。父亲有两支枪，一支六四手枪，一支半自动步枪。枪是有，但子弹有数，按上面意思，手枪子弹10发，步枪子弹10发，多一发受处分，少一发要有交代。子弹藏在一个蓝布包袱里，压在中间那节红柜底下。父亲过几天就会查看一次，把上面的包袱一个个拿出来，数一数是否够数。柜底压着19发，另有一发与手枪搭档，以备不测。从子弹有数后，家里就断了野味。

家中有枪，院里有狗，全家老小多少压住点心火。但一到晚上，还是睡不安稳。父亲不再彻夜打呼噜，他时不时地翻身，由于身子重，睡在另一头的我，也能听到炕席的咔吧声。看来，父亲不会梦见打兔子的场景，也许在追忆孟主任的容颜。那是一张官相十足的脸，额头宽，下巴圆。那样的脸面，配上四个兜的中山服，和一支插在兜里的钢笔，在乡下格外抢眼，像年夜饭土豆里的肉丁，能让闷骚的村姑垂涎，也会使土气的男人抓狂。父亲虽然官小一级，但脸面和装扮，比孟兆熊更孟兆熊，他下乡时，无论住到哪个村，都少不了女人送的布鞋。

连父亲这条汉子都失眠，其他家人更没有睡踏实的，奶奶总是咳嗽，母亲不停叹息，大姐时常悄声告诉大家，外面有动静。夜游的花猫、打洞的老鼠、胡乱折腾的夜风等等，都会在大姐的虚惊下，让大家竖起耳朵。那晚，玄月藏在云后，夜风吹出哨音，忽然，窗外发出啪地一声，声音格外清脆。除了奶奶外，都听到了。大家相互低声交换意见，认为这声音来得怪异。父亲伸手从枕头边摸住手枪，一发子弹就上了膛。全家人之前经过演练，父亲干咳一下，就都出出溜溜下了地，躲进了后搭子。后搭子是坝上人惯有的户型设计，位于三间正房的后面，通长一溜，常年无光，阴冷僻静。我家不缺粮油米面，口袋油桶与大大小小的菜缸，堆在后搭子里，黑乎乎一片。我家院落，坐北朝南，前、后、右都是邻居，唯左边临巷。一堵院墙和院门都在东面，是最有可能突破的关卡。后搭子有个通气口，碗口大小，朝东，与墙头大门一个方向，能瞭见巷子里的动静。

怪声只响了一下，小灰也没有报警，坏人进院的可能不大。父亲提着手枪，爬在后搭子的窗口窥探，巷子里并无人影。听说没有人，我反而害怕了。没有人，就一定有鬼。人能用枪打，鬼要来了，枪都打不着。人来了，还得跳墙头，砸玻璃。鬼要来了，直接就能穿墙而过，站到跟前。父亲不信邪，从未给我讲过鬼故事。我听的鬼故事，大都出至奶奶之口。我最爱听奶奶道古，对故事里出现的各种鬼怪深信不疑，因此最怕鬼。大姐则不同，除了不怕鬼啥都怕，怕虫子，怕生狗，怕坏人。二姐是鬼和坏人两样都怕，但不是太怕，下了晚自习，偶尔也敢硬着头皮一个人走走夜路。

声源无法确定，一家人对究竟在哪过夜出现分歧。怕坏人的大姐，坚决主张在后搭子过夜。怕鬼的我，则嚷嚷着要回到炕上。父亲本来要再等等看，拗不过奶奶，奶奶惦着小脚，第一个上了炕。家人一个个上炕，唯独大姐坚决不上，坐在一口袋莜面上，要熬到天亮。结果后半夜出现一只老鼠，把她撵到了炕上。天一亮，个个胆子大起来。我第一个冲出屋，很快就找出了昨晚的声响。屋檐上挂着一排冰棱，有一根昨晚落下来。全家人都出屋看摔碎的冰棱，大姐手指绕着辫稍说，一冬天冰棱都没掉，为啥偏偏昨天黑夜掉？是不是有人上了房？二姐问上房干啥。大姐说，上房揭瓦呀，把瓦揭了，就能钻洞。二姐问钻洞干啥。大姐说，钻洞就能朝炕上开枪。二姐点头表示赞同。父亲冷着脸说，别瞎扯了，有上房钻洞那工夫，早把玻璃砸了。自从父亲说完砸玻璃这句话，全家人每天晚上一躺下，就盯着窗户看。

父亲就是能，从弹药库拿回几个木箱，咯吱咯吱拆开，呼哧呼哧锯了，叮叮当当再钉住，就成了三付护窗板。护窗板很神奇，一块块长条木板相连，能够折叠，白天合住，晚上展开，把三间房的窗户挡了个严严实实。有了护窗板，晚上的注意力，由窗户转向了房顶。但揭开房顶毕竟需要多道工序，不像玻璃那样，一枪托就能搞定。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家人渐渐踏实了。

小灰意外死去，让全家再次陷入恐慌。这一次，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连父亲都整日愁眉不展。阳坡村北街有间碾坊，里面没值钱东西，笨重的碾盘也搬不走，平时不上锁。头先年，村人在碾坊翻着火铲炒莜麦，赶着毛驴磨面，这些年公社有了磨面机，碾坊少有人去。夜里也常常闲着，偶有讨吃要饭的借宿，睡一晚就走了。也出过几回风流事，都被捉奸的搅了局。碾坊没糊顶棚，露着房梁，往昔抄莜麦时烟熏气打，梁柱黑不溜秋。梁柱上垂下一根绳子，绳套已经拉死，扣进小灰的脖子里。小灰浑身僵硬，吐着舌头，眼窝里有血。二姐看到这个场景，哭得死去活来。两天后缓过劲来，才把小灰的死相告诉了我。大姐倒是没落泪，痴傻了两天。我知道狗死的时候，正在四处找狗，等疯了般跑进碾坊时，只看见那条绳子。这是主任家的狗，不能随便一扔或者煮熟吃掉，村里几个脑子活泛的后生，帮着葬到了东山。

连续几天，都有人登门致哀。这个前脚刚走，那个就接踵而至，都苦着一张脸，仿佛死的不是狗，而是人。主抓治安的革委会副主任、公社派出所长、各村治保主任，以及被收走枪的民兵连长，都在父亲面前立下军令状，要追查凶手，还小灰公道。几天过去了，除了门槛旁边的泥脚印和满屋子的烟熏味，我家一无所获，小灰的在天之灵，始终没得到安慰。真凶一日不落网，家人就一日不得安宁。

悲痛过后，恐慌在全家弥漫。父亲召开家庭会议，让大家发表意见。母亲说，小灰爱吃小鸡，满大街追着吃，也没人敢惹，指定是遭了报复。大姐的看法更严重，说弄死狗是小事，下来就该弄人了。二姐提起小灰，又伤心又愤怒，边啼哭边骂，诅咒灭狗的人不得好死。奶奶躺在炕上，不停地咳嗽。我灵机一动，脱口冒出一句话，小灰没咬没叫，就吊在碾坊里，是不是撞见了鬼？父亲轻蔑地白了我一眼，做总结发言，叹口气说，人心不古，世事难料啊。全家人看法不同，有深有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晚上狗没叫一声就被套走，定是常来咱家的熟人，这不免更让人脊梁骨发麻。

小灰死后的第十天深夜，房顶上当啷响了一声。声响在寂静之夜被无限放大，惊出了我的尿液。来不及等父亲咳嗽，大姐二姐就跳进了后搭子。关键时刻，父亲异常冷静，手枪拎在手里，一把抱起奶奶，放到后搭子的面袋上。母亲一个人在炕上摸索，见没了人，才放心进了后搭子。事出紧急，全家人挤在一起，哆嗦成一团，呼呼的喘气声，砰砰的心跳声，在狭窄的空间激荡，汇聚成一股恐惧的岩浆，要把胸腔撞破。这一次，我真正知道了啥叫害怕，紧紧依偎在父亲身边，我觉得，这些人里，只有他才靠得住。

父亲很快离开我，蹑手蹑脚走到后搭子的通气口，俯身听了听动静，才向外探视。这一刻，我终于明白这个窗口的作用，原来是个瞭望口和射击孔。父亲向外看时，我很想知道看到了什么。可他一言不发，甚至连呼吸都尽量闭着。父亲中等个，体型发胖，肉很瓷实，皮肤也黑，天生让人发憷。此时，贴在瞭望口下的父亲，像一扇厚实的门板。无法想象，一旦这扇门板倒了，将会是怎样的后果。

三

天麻麻亮时，父亲上了房。母亲带领我们站在院中，仰头瞅着房顶。鸡刚叫了头遍，日头未出，院子里格外冷，穿着棉衣戴着棉帽，皮肉依然像扎了千根针。屋檐上那一排冰棱，寒光凛凛，如同许多刀子。等待父亲断案这工夫，没有一袋烟长，却如隔三秋。那时起，我明白时间是种神奇的事物，有时长，有时短。家人变成一群鸡，伸长脖子等米的样子。她们一定也像我一样，希望父亲找到的证据，与人为因素无关。父亲从房顶下来，展开手中握着的一个东西。是一块石头，拳头大小，黑褐色，多棱形，沾着喷溅状的橘红色粉末。父亲阴着脸说，砸碎两块瓦。

这块石头，让本来就涟漪不断的家激起波澜。显然，这一次是冲着人来的。家人中，只有二姐提出了一种非人为假设，这块石头，会不会是陨石。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多少让大家得到一些安慰，毕竟，陨石是啥样的谁也没见过。一向不信邪的父亲，似乎也对此说抱有希望，他并没有扔掉石头，而是把它收藏了起来。但仅有的一丝希望很快破灭，就在当晚的后半夜，房顶上又发出响声。这一次，声音更大，是咚地一声，土炕都跟着颤动了一下。像是事先商量好一样，全家没有一人躲进后搭子，只是全部坐了起来。连续的折磨，让每个人心中的恐惧不断升级，直至达到极限。恐惧到了极限，就会变成愤怒，愤怒就意味着不屈和反抗。父亲握着枪要出屋，被母亲一把扯住。母亲带着哭腔说，扔石头就是为了引你呢，千万别出去。母亲的话有道理，父亲迟疑了一下，决定还是去瞭望口察看。房子的西面、南面、北面全有住户，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些住户不可能下黑手，唯有东面的巷子，才可能是投石头的地点。如果及时，应该能从瞭望口看到人影。可这一次，父亲依然没有任何发现。清晨，父亲从房顶上找到一块更大的石头，这一次砸碎了四块红瓦。二姐的流星说，也随之不攻自破。

第三天晚上，父亲穿上老羊皮袄，裹着厚厚的护腿，身上盖着一层胡麻秸，爬在柴火垛上。这一次，他手中握着的，是那支半自动步枪，压着子弹。柴火垛高过东墙，居高临下，整条巷子尽收眼底。从装备到地形，都对我方有力，一旦有人进入伏击圈，向房顶上投掷石块，必然无处遁形。唯一不足的是，天气过于寒冷，这需要父亲咬牙才能坚持到天亮。母亲几次出院，劝父亲下来，都被父亲摆手驳回。母亲无奈，只能找了几个输液用的药瓶，灌满热水，递给父亲，让他暖暖手脚。父亲在外面站岗，屋里也没闲着，奶奶不住地念佛，让菩萨保佑父亲别被冻坏。大姐和二姐叽叽咕咕说话，分析了一夜枪会不会响。我时梦时醒，脑子里搅和着战斗和打猎，时而兴奋时而沮丧，全都与枪有关。一夜屋顶上没有响声，窗外也没有枪声。我一觉醒来，发现天已大亮，父亲在炕尾酣睡，扯着知足的呼噜。

一直到开春，家里也没出任何状况，生活似乎恢复了安宁。家人脸上的阴气散去，有了光彩。寒假过去，我和二姐都去上学。大姐则到学校教书，履行教师的职责。那时小学中学挨着，我们三个结伴而行，不孤单，不寂寞，也不害怕。关于谁吊死了狗、谁扔了石头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淡化，不在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高度，只当成了一些恶作剧。步枪用的十发子弹，被再次压到了柜底。从阴霾走出来的感觉，真好。不过，阴霾还是带来了一些变化。母亲与邻里相处时，更加主动了，经常会回送一些东西，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奶奶更加迷信，整天合着手掌念念叨叨，祈求老天宽恕。大姐更胆小了，出门前先听外面的动静，走路会不时回头，但奇怪的是，她不再怕老鼠，竟然还打死了一只，下手狠毒，打得血肉模糊。二姐变得沉默寡言，但谁要惹着她，就会和谁玩命。

父亲业余时间泡在家里，不停地干活。加高了院墙，墙头上插上碎玻璃。房顶铺了一层油毡，浇上沥青，红色的屋顶变成了黑色。让王铁匠打了三把砍刀，分量都不重，但很锋利。削了一根树枝，做了一杆红缨枪。家中除奶奶外，女人人手一把砍刀，我则是那杆红缨枪。清晨时分，闻鸡起舞，除了奶奶外，都必须在院中操练。一招一式，由父亲指导。母亲宰过鸡，平时切菜剁馅，胳膊上虽然没肉，拿起砍刀倒也趁手。大姐二姐就不行了，拿起砍刀就打晃，根本不是玩兵器的料。父亲决定一步步来，先学拳术。父亲从武装部搞到教材，不练少林武当等花架子，专学军体擒敌等实战套路。学套路需先从基本功开始。从拳掌勾，到弓步、马步、扑步、歇步，再到直冲拳、下勾拳、弹踢、侧踹，女人们在不情愿的情况下，练得一丝不苟。我经常被父亲当做样板夸赞，于是练得更加兴致勃勃。院子里栽上架杆，吊着沙袋，拳打脚踢。墙上贴着千层纸，一天撕去一张，越来越薄，专练掌功。此外还有梅花桩，训练下盘的稳固。大姐和二姐柔韧性好，精于压腿、劈叉。母亲有耐力，站桩、平衡能过关。我灵活性好，强项是弹跳和腾挪，因此我的腾空飞脚弹得最高。此外，二姐打沙袋很卖力，边打边骂偷狗贼、砸房贼，没几天，拳头就肿得像个烂桃。奶奶怕练武伤了孩子们，一直抱有成见，但家里父亲说了算，爱莫能助。有几次，奶奶趁着大家操练，驮着老身做早饭，被母亲制止了。

安主任家练武的事，不胫而走。早起的孩子们趴在门缝看，嘻嘻哈哈地笑，父亲并不介意。后来，大姐从门缝发现有个黑大个，心里一惊。打开街门时，黑大个正快步出巷，仅看背影，就认出是焦斌。父亲在焦斌面前发过誓，只要是在阳坡村，见一次打一次。自从那次警告后，焦斌就一直未在阳坡村出现过。今天不知那阵风，把他吹了过来，估计是皮肉痒痒了。父亲向来说一不二，追上去，照屁股上就是两脚。父亲追上去时，焦斌并没有跑，也没有回头，只是加快了脚步。屁股上挨了两脚，也没有跑，也没有回头，只是快步走出了巷子。我站在门口，看到父亲踢焦斌屁股，砰砰两声，力度应该很大。但焦斌迈步时，身板依然很直，根本没有丝毫疼痛的迹象。我并未因此怀疑父亲的功力，主要是焦斌身材过于皮实，又穿着棉裤，抗击打能力超强是必然的。父亲与焦斌比身材，宽里下差不多，高里下就差了一头。焦斌足有一米八开外，父亲才一米七。关键是焦斌皮肤更黑，黑得放亮，远远看去，恰似铁塔一座。又高又壮的焦斌，加上在部队受过军训，给人一种刀枪不入之感。浑身上下，也就一付深度眼镜，给强壮之躯减了分。眼镜没有腿，镜框用细绳箍在眼眶上，圆圆的一对镜片上，年轮般圈套着圈。也正是这幅眼镜，让焦斌多了几分阴险和难缠。阳坡公社认识他的人，都躲着走。

四

父亲踢了焦斌屁股的当天晚上，一块石头上了房。这块石头，引发了两次明显的响声，第一声沉闷，第二声清脆，像放了一枚二踢脚。由于房顶涂了沥青，很滑，石块从房顶滚下来，落在院子里。种种迹象表明，焦斌就是我家苦苦寻找的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家里人都觉得，是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表现最强烈的是瘦小的二姐，她红了眼，抄起砍刀劈向沙袋。沙袋裹了三层帆布，一刀下去，只留下一道白印。二姐不服气，骂着偷狗贼焦斌，又连砍了三刀，沙袋坚挺如初，砍刀却飞了出去。大姐愣怔着，脸色寡白，嘴唇发紫，半天不说一句话，一开口，就惊了大家一跳。大姐说，我坝下的大爷七个儿子没闺女，把我送他那里吧。戒了两年烟的父亲，坐在炕沿上接二连三抽烟，用鞋底踩灭第三枚烟头时，把手枪别到腰里往外走。母亲拦住父亲说，咱可不能拼命去啊，换他一条贱命不值。父亲扒拉开母亲说，我自有套路。

焦斌家在八里外的北滩，让北滩村治保主任带人搜查最合适。如果搜出枪和雷管，就可以立刻法办，如果没有，也就放心了，毕竟石头快不过枪子。父亲担心焦斌家有武器不无道理，焦斌的父亲干过十年民兵连长，如果不是那次打靶被流弹了结了性命，没准现在还是。那次也该老焦倒霉，报靶时刚念出环数，一个枪法极臭的民兵枪就走了火，正中眉心。老焦不能生育，留下寡妇老婆和抱养的儿子焦斌。那些年孤儿寡母生活不易，父亲没少接济，不仅送米送面，还帮着跳水劈柴。当然，父亲也没少穿寡妇亲手做的布鞋。这婆娘细眉细眼，一双巧手，纳的千层底软乎经磨，赶二十里山路脚掌都不会起泡。父亲对焦斌很看好，这孩子不多言不多语，凡事有股子钻劲，长相也不丑。焦斌成人后，父亲保送他参军入伍。那一年，焦斌探乡归来，高大的身躯撑起明晃晃的军装，身上的绿那叫绿，头顶的红那叫红。当他把手中的一包萨其马放下，我们全家都叫好。焦斌走后，大姐对二姐悄悄说，要嫁就嫁当兵的。从此后，大姐背着人写写画画，还经常往邮局跑，后来才知道，她和焦斌在暗度陈仓。焦斌是农村户口，要想有出路，就必须在部队熬成士官。焦斌在部队拼命表现，挖洞拉练，喂猪投弹，样样不含糊，但这后生性格孤僻，不善言谈，三年军旅生涯过去，未能如愿，继续回乡种地。

搜查很不顺利，治保主任带了三个人，也没抵过焦斌一个人。焦斌堵在门口，四个人挤了半天，愣是没进家门。父亲决定亲自出马，从公社带了一拨人，开赴北滩。铐子和麻绳都预备好了，却碰巧焦斌不在家，捡了个漏。当着寡妇的面，父亲撕破脸，把焦家里里外外翻了了个底朝天。父亲带着人马返回时，半路迎见冻得发紫的焦斌。焦斌见了父亲，闪在路边，嘴角挂着诡异的笑，很是吓人。父亲没搜出一枪一弹，但带回了一捆书信。

父亲背着人，把信件悄悄带回家，顶住大门。大姐看到这些信封后脸都绿了，眼里有泪珠在滚，一封接一封，扔进了火炉里。那些年煤炭精贵，家里常常拾煤渣过冬，炉火从未像那天那样旺过，火舌从炉膛里伸出来，把家人的脸都映红了。大姐烧完信，依然不放心，问父亲有没有遗漏下的。父亲阴着脸对大姐说，一天到晚该琢磨的不琢磨，不该琢磨的瞎琢磨，幸亏把这些寡话连篇的物件收了，要是被那个傻子抖露出去，看你的脸往哪搁？

烧掉信的当天晚上，全家人没脱衣服，和衣躺在炕上等信号。砍刀和红缨枪立在炕沿下，只要屋顶一响，就会随时出击的样子。但究竟会不会出击，谁心里也没底。一旦真的战斗打响，短兵格斗胜负难料。我方虽然人多势众，却大都是妇孺老弱。对方虽然孤军深入，却是人高马大的愣头后生。联想起吊在碾坊的小灰的惨象，不免未战先折了士气。好在父亲有杀手锏，只要子弹出膛，就定会胜券在握。我临睡前强烈要求配发枪支，介于电影中指挥官都拿手枪，我主动请求把半自动步枪配发给我。我话一出口，连奶奶都想揍我。意外的是，父亲并不反对，拎起步枪递给我，让我对着窗户先试射一发。我右手抓着枪托，左手端着枪管，使劲往起抬，抬了半天也没抬起来，身体晃得像个醉汉。一家人嘻嘻哈哈地笑，越笑我越不服气，使出吃奶的劲要横起那条枪，结果被枪拽了个跟头，险些把前门牙磕到炕沿上。我把枪立到炕沿边，脸憋得通红，像斗败的公鸡，灰溜溜地上炕钻进被子里。

夜里无战事，一家人稀里糊涂地熬到了天亮。我和大姐二姐照常去学校，半路上，远远望见一个人迎面走来，穿一身旧军装，带着黄军帽，大姐一眼认出是焦斌。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走在身边的大姐和二姐，放缓了脚步，腿肚子在打颤。焦斌大步流星，来的极快，此时除非回头跑或能摆脱，但跑掉明显会助长这个恶人的气焰。二姐咬着牙颤抖地说，没事，青天白日的，看他能咋？我们姐弟三人走向焦斌时，像是从悬崖上跳下来一样，胸腔里的三面小鼓捶得咚咚响，出气都不匀了。我们尽量保持对焦斌的无视，即给他让出一条很宽的路，又不能让他明显感觉是在让路。我们尽量抬头挺胸，目不斜视，只用眼角的余光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我们尽量走成一排，以显示姐弟三人的同心同德。但步伐还是乱了，有时我靠前，有时她靠前，在调整步伐时彼此互相寻找，越找越乱，以至于走成了秧歌步。我们害怕与焦斌相遇，又盼望赶快与焦斌相遇，我们的演技过于拙劣，不能支持太久。

我们就要靠近焦斌了，脚板已经踏住了他被朝阳拉长的身影，一股煞气从那具黑塔般的身躯辐射过来，空气里甚至有汗腥味。就在接近焦斌的瞬间，他却扭身快步走掉了，竟然那样渺小，像嗅到了火药味的兔子。二姐朝他的背影狠狠吐了一口。我如释重负，趾高气扬地说，我们练过武，他一定是怕了。我说完这句话时，听到背后有重重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急匆匆走过来的父亲。这时我才明白，吓走焦斌的高人不是我们姐弟三个，而是父亲。

在父亲看来，这一次非但不应该庆祝胜利，反而更应该提高警惕，焦斌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竟然在光天化日下劫道。如果不是父亲暗中保护，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意味着，恐怖不仅弥漫在夜晚，也会随时随地出现在白天。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全家快要被逼疯了。无论如何，加强防范是必须的。父亲每天按时接送我们上学下学，并嘱咐校长，最近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一定要把守好校门，避免闲杂人等进入。父亲和我们姐弟三人白天走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奶奶，母亲不再串门，把院门顶得严严实实，连只猫都钻不进来。手枪别在父亲腰上，但那支步枪却成了问题，放在家里极不安全。想来想去，父亲干脆拆卸了，东一块、西一块地藏起来。晚上，再重新拿出来组合。就这样，父亲还是不放心，从村里借回一面铜锣，嘱咐母亲，一旦有坏人进屋，就敲锣，至少会引起邻居注意。奶奶不怕死，她说，让他打死我吧，我这把老骨头要是换他一命就值了，你们就安生了。

五

大姐从学校传达室拿到一封信，信封上的钢笔字体很硬，一眼就认出，这封信出自焦斌之手。焦斌退伍后，大姐就再未收到他的信。退伍后的焦斌，逐渐露出下里巴人的真容，军装旧了，脸面黑了，浑身散发着牛粪味。尤其是大姐被推荐为师范生之后，二人的差距拉大，铁饭碗和泥腿子岂能厮混。村人指指点点，说焦斌仰着脖想吃天鹅肉呢。焦斌不这么认为，他执着地演绎着天仙配，经常登门。焦斌进门后，无视家人的脸色，挑水劈柴，扫地擦柜，总能找到活干。有一次，他竟然乘我父母不在，蹲在大姐身边，操起水盆里的衣服要洗。那是一件粉红色抹胸，的确良面料，娇嫩如花瓣。大姐被彻底激怒，一边起身后退，一边指着焦斌的鼻子说，人活脸，树活皮。炕上正看小人书的我接茬说，墙头活了一把泥。一向不善言辞的焦斌，竟然讪笑着应对，山上的山雀还活了两道眉呢。这句话一出口，焦斌的智商不增反减，疯人的兆头开始显露。村人躲着他走，并戳着他的脊梁骨说，这后生脑袋让驴踢了。父亲不会违背民意，警告焦斌，不要在阳坡村出现。然而，焦斌还是没耐住性子，寄来了这封信。大姐心惊肉跳，把信揣进兜里，一直没敢在学校拆开。这封信像一颗定时炸弹，捂在兜里被带回家，大姐吃了晚饭还在犹豫，该不该拆开，若是拆，是自己私拆，还是当着家人的面拆。她犹豫的神态，让母亲看出端倪，在母亲的逼问下，大姐拿出了信。

信里的字体依然那么漂亮，但内容十分荒诞。首先从语法上说就不过关，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很多地方没有关联，前面写了如果，后面的但是没了踪影。加上扯东道西、山南海北地胡言乱语，整封信有一半以上的文字不知要表达啥，让人一头雾水、大跌眼镜。大姐是语文老师，对文字的理解能力较强，但读了三遍后，依然没有全部理清焦斌的思路。不过，大姐还是从这封密电码般的书信里理出了一些内容，焦斌并未退伍，实际上还在部队干，而且已经是司令部的特工，他之所以回到北滩，是受军区司令员的委派，暗中监视反革命的动向。这些内容让一家人啼笑皆非。信的署名阴魂不散，落款竟然是恬不知耻的一个字，斌。母亲吐了口唾沫骂道，这可真是疥蛤蟆落到脚面上，不咬人膈应人。这个署名，显然让大姐如坐针毡，她把信一点点撕碎，塞进了炉膛。洋洋洒洒数千言，变成了一条条火舌，跳跃着，垂死挣扎了几下，化为灰烬。

烧了信，父亲即时召开家庭会议，分析敌人的新动向。父亲认为，严密的防范措施，已经挫败了焦斌的武力威胁。但焦斌不仅身强力壮，也有一定的文化，他武的不行就来文的，这就更加阴险。二姐问，那该咋办？没等父亲答话，我抢先说，要不让大姐和他比试一下，一人写首诗，如果他写的没大姐好，就算认输。父亲瞪了我一眼，呵斥道，滚一边去！

我滚到了外围后，家庭会议又开了挺长时间。但我觉得没必要开那么长时间，既然焦斌不再动武，那就不用怕他了，光凭一支笔和几张纸，能跳起多大个猴？一周后，我才知道文有多厉害，也明白了父亲为啥对敌人的新动向那么重视。

阳坡公社所在地阳坡村，坐落着许多单位，政府、学校、邮局、储蓄所、供销社、粮库、修配厂、电话站等，在同一天清晨，这些单位的大门口，都放着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字体由圆珠笔书写，蓝色的字迹透过纸背，说明是使用复写纸誊写而成。这封信，首先在各单位内部传看，几乎无人能够看懂，就连署名都煞费脑筋，安婿。人们对安婿这个署名纷纷猜测，有说是人名，有说是笔名，最终没个定夺。由于这封信来得十分蹊跷，各单位领导及时向公社做了汇报，最终，所有信件都落到父亲手里。父亲把一沓牛皮信封揣回家时，脸色很不好看。

信件虽然由圆珠笔写成，但字体依然挺硬，大姐一眼就辨认出，还是焦斌在作祟。这封信相比之下简短了一些，用了三页纸，内容更加云山雾罩，根本不知所云。安婿这个署名很新颖，大姐第一次见，让她手中的信变成火炭，不仅烫手也烫心。这些信，全部被投进了火炉。

抓焦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类似于猎捕一头黑熊。提前三天，父亲就开始谋划。为了不走露消息，父亲把精心挑选出来的人手，集中到我家开会。这些人平时常和父亲走动，个个身强体壮。此外，北滩村的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也来参会，他们表示，一定配合好此次行动。治保主任还提供了最佳抓捕地点，就是焦斌他爹的坟头。焦斌自从脑子出了问题后，每天清晨都会给他爹请安，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在坟头抓人有很多好处，一是避开了焦斌的寡妇娘，二是避开了村民，三是荒郊野外既没菜刀又没斧头，焦斌急了眼捞不到武器。父亲基本赞同治保主任的想法，但为了尊重死者，做了适当调整，决定在焦斌回村的路上抓。

抓人那天，父亲天不亮就走了。一起去北滩的，还有六条壮汉，都骑着马，带着棒子。另有一辆三套马车，常给公社食堂拉米拉面，车把式上了年纪，人称吴老汉。车上放着一团尼龙绳，还有一条帆布口袋。口袋又宽又大，像是特制的，足以把焦斌装在里面。队伍很雄壮，送行的母亲还是捏着一把汗，把煮鸡蛋发下去后，挨个嘱咐队员，千万小心。

直到太阳落山，父亲他们也没回来，母亲坐不住了，带着大姐二姐去北滩。我坚决跟了去。我们四人带着砍刀和红缨枪上路，步行八里地，天气虽冷，到北滩时也浑身冒汗。到治保主任家一打听，父亲他们早走了，去了坝下的沙岭。沙岭有远近闻名的精神病院，专收疯子，只要进去，三年五载出不来，那是父亲给焦斌找的归宿。母亲带着我们，放心在治保主任家吃了晚饭，被北滩大队的马车送了回来。我至今记得，那晚吃的是熬倭瓜蒸莜面，特别香。

回家的当天晚上，父亲虽然不在，大家也睡得很香。奶奶的咳嗽也减轻了。后半夜，外面起了风，刮得护窗咔吧咔吧响。忽然，房顶上轰隆一声，发出的巨响，让整个房子都为之震颤。大家从炕上弹了起来，大姐二姐边啼哭边穿衣服。奶奶爬了几下没起来，从那晚之后，她就再未起过床。母亲把半自动步枪递给我，颤抖着声音说，老儿子，你摸过枪，知道咋开火，要进来人，就打。我坐在后搭子的面袋上，那把枪一直靠在胸前，压得我喘不上气来。我一分一秒地数数，盼着天亮。没等天亮，我就睡着了。睡梦中，我举起了步枪，打死了一头黑熊。四野全是白雪，只有那头熊是个黑色的斑点。

天亮后，我上了房顶，看见一块大石头，棱角陷进油毡里。这块石头，击中了我家烟囱，把烟囱砸坍了。

（原发《长城》年5期）

张瑞明，河北省作协会员，燕赵文化之星，沽源县优秀人才。小说见《长城》《莽原》《当代小说》《短篇小说》《黄河文学》《延安文学》《中国铁路文艺》等刊，曾获中国青年报征文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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