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玉米地

要不是因为春江，许多年前的那个下午，我会像往常一样，去后街胡同，和后街的孩子们一起，蹲在地上，围成一圈丢手绢，或绕着那几棵老榆树推铁环儿。反正不去南台子的玉米地。

春江是后街的孩子王，大我两岁。我上一年级，他上三年级。直接说吧，他什么都知道。一次争论地球大还是太阳大，我和春燕连想都没想，就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是地球大了。

“就知道你们会这样说。”春江嘎嘎地笑起来，“别看太阳像个圆盘子，但它要比地球大无数倍。”春江使劲扩张着双臂。正是秋天，一枚黄叶飘飘悠悠地从树上落下来，正好落在春燕的头顶。

“如果地球是这个树叶，”春江的手迅速地在春燕的头上一晃，叶子就被他捏在了手里。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搓捻着叶子的把儿，叶片就风车一样转个不停。春江再把刚才的话补充完，“那么，太阳就是这个树园子里所有树叶儿的……”停住，想一下，接着说，“一百倍。”

我的目光马上惊讶地转向树林。金色的落叶，层层叠叠。“这是不可能的。太阳上有高山大河吗？”我说。

　　“有猪狗鹅鸭吗？”春燕也抢着快问。

“有坦克大炮，有美帝苏修吗？”我又补充一句。

“当然有。”春江说。笑死，我们才不信呢。气得春江最后说：“有种去问林小兵老师。”

林小兵老师是上海来的知青，白净秀气，不像我们老哈河人，一个个黑不溜秋。林小兵老师戴一副眼镜，每日里温和地笑着。只要过年回上海，准带回一大包花花绿绿的铅笔，还有散发着香味的五彩橡皮，每个同学都有份。老哈河小学的孩子没有不喜欢他的。我妈当着我爹的面也敢说女人嫁了林小兵那样的人，才没白活。

　　我们跑去找林小兵老师，没想到林小兵老师说春江说的对。春江冲我们翻白眼儿，故意使劲咳嗽。

　　“太阳看着小，是因为离我们太远了。”林小兵老师仰着头，眯着眼睛向上看。

“多远呢？”我也仰着头，“像天空那么远吗？”

“比天空还远。”林小兵老师说。

原来世界上还有比天空更远的地方。我正想得出神，春江嘻嘻地笑起来：“老师，柳春燕和吕二丫她们还说一个月有一百天。”

林小兵老师笑弯了腰。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其实，说一个月有一百天的不是我们，是老刘头。老刘头和队长吵架，说队长用黑笔头子戳人，在记工分时，把他的三十二号，三十三号，三十四号……总之，一直到一百号的工分都弄没了。我和春燕在人堆里钻来钻去，终于挤到最前头。老刘头气得胡子一撅又一撅，队长却笑起来。老刘头恼了，一边试图往前冲，一边骂队长：“还是人吗？缺德的龟孙子——”春燕和我那时只会念“二二得四，三三得九”，并不知道每月有没有三十二号，三十三号，三十四号……见老刘头气得胡子都哆嗦了，就觉得是小眼镜队长欺负人。尽管我们平时总追在老刘头身后喊“刘头子干儿，冒蓝烟儿……”但那一刻，我们毫不犹豫地就站在了老刘头的一面。偷着给弄没了六十多号，真是缺德。龟孙子。正你一句我一句地学着大人骂着，春江从村西头跑过来。我们赶紧告诉他。

　　“呀叽给给！你们，小孩的干活，什么也不懂！统统的，拉出去！死啦死啦的！”他学着《地道战》里日本鬼子的腔调，冲我们拉紧了弹弓。春燕和我本能地抬起手，捂住头，哆哆嗦嗦等了半天，也没有石子落在我们身上。我偷着抬了抬胳膊往外看，春江正咧嘴乐，一颗门牙上还贴着那种包香烟的锡箔纸。春燕把胳膊放下后就哭唧唧地说：“看我不回去告诉爹，揍你。”

　　“还有脸告状。连一个月有几天都不知道。别丢人啦！”春江嚷着，扬长而去，书包一甩一甩地击打着他的屁股，里面的铅笔盒“哐当哐当”地响。

“一个月最多三十一天。嗯，是这样……地球一直在不停地转，绕着太阳转叫公转，绕着地轴转叫自传，因为自转，才有了白天和黑夜。具体是这样的……”林小兵老师一边说，一边用两个粉笔头假设太阳和地球比划着。我们惊讶得合不上嘴，低头看看脚下，再抬头看看远方。田野和高山都在天底下静默着，哪转啊？要是转，人咋不倒？房子也得倒吧？还有，老哈河里的水，不都得洒出来？

“好好念书，以后就知道了。”林小兵一笑，又露出那两颗尖尖的虎牙。

　　“大嘴拉儿，到底谁对？”从林小兵老师的办公室一出来，春江就用弹弓戳着我的后背问。

　　“大嘴拉儿”是春江给我起的外号。大嘴拉儿是一种水鸟，终日鸣叫在老哈河的上空。以捕鱼为生，嘴大，嘴的轮廓是红颜色。每当后街的孩子冲我喊“大嘴拉儿”时，我都在心里暗暗埋怨谢家姨奶奶。听我妈说，我出生后，谢家姨奶奶倒拎着我的两只小脚，另一只手使劲打着我的小屁股——我出生后是没气儿的——大约过了一袋烟的功夫，“哇——”在我嘹亮的哭声中，谢家姨奶奶大惊小怪：“哎呀呀，我的小祖宗哎，”这是她的口头禅，“我的小祖宗哎，这小丫头嘴可不小。男儿嘴大吃四方，一个丫头，这么大的嘴怎么了得，还不得把婆家吃得米囤见底啊。”掀起苇子炕席，折断一截，拿到我嘴边比划了一下，又折下一截，把和我嘴巴长度相等的那截别在苇席上。“别住了吗？”我妈有气无力地问。她屁股底下那堆又白又细的沙子被血染得鲜红。“别住了。放心吧。”谢家姨奶奶冲她神秘地眨眨眼睛。

　　“大嘴拉儿！大嘴拉儿，你的嘴下生时不是别住了吗？怎么，不灵？”春江都跑远了，还扯着嗓子反反复复地喊“大嘴拉儿”，我捂着耳朵都能听见。八成全世界的人也都听见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发誓再也不和他一起玩了，就算在后街捉迷藏，我也不去。不稀罕。

　　接下来的那个下午，我坐在自家门口的大石板上，守着那棵榆树，看蚂蚁忙碌地爬上爬下。榆树下拴着一头黑白花耕牛，一截绳子软软地拖在地上，绳子上和牛屁股周围都落满了苍蝇。耕牛安静地卧着，嘴里不停地倒嚼，尾巴来回抽打。每次都有苍蝇被抽中，到远处绕一圈，再飞回。

　　“二丫儿——”春燕站在后街胡同口喊我。我刚要应声，一想她是春江的妹妹，就闭了嘴，固执地不理她，把目光再转向老榆树上的蚂蚁。春燕站了一会儿，跑过来。

　　“他再也不敢叫你大嘴拉儿了。”春燕满脸讨好，陪着不是，“我告诉我爹了。我爹踢他来。”我看了春燕一眼。春燕小心翼翼地说：“咱们玩‘天下太平’吧”。我假装不情愿地和她玩起了“天下太平”。后街胡同里，春江他们充满诱惑的笑声和尖叫声不断传来，每次都盖过我们“天下太平，你输我赢”的声音。

　　“咱们去南台子！”我猛地从地上站起来，转身就跑。

　　“去南台子！”春燕紧追在后面。

我们顺着满是尘土的大路一溜烟儿跑到老哈河岸边，脱了鞋，挽起裤腿，拨开摇曳的水草。对面就是南台子。南台子其实是一块地，种着一望无尽的矮玉米。浅黄的秸秆，嚼起来甜死人。我们上了岸，就直奔玉米地，也没忘了前看后看，心怦怦跳着，怕遇上看地的赵四。好在没有赵四的影子。我和春燕钻进玉米地，再往里走一截。那片玉米秸秆更黄，个头也刚好过我们的头顶。

“咔吧——咔吧——”玉米秸被掰断的声音充满兴奋也充满刺激。经常有小孩子来南台子嚼玉米秸，玉米地里就这一堆、那一堆地扔着一些玉米的根子、稍节、连同没长成的嫩玉米。要是被赵四看见，他会满村子骂，还要追到家里找家长，小孩子往往逃不出一场好揍。每年夏天，孩子们都要来几次玉米地偷玉米秸。好在南台子种着一望无际的玉米，就算我们整天来偷，也是偷不尽的。春燕和我每人都掰了一大捆，坐下，吸溜吸溜地嚼够了，春燕说问我去不去河湾趟水。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昨天在河湾儿看到的事儿，拿不准该不该告诉春燕。每阵风过，玉米叶子都发出轻微的窸窸窣窣声。让我在春燕面前保守秘密可真难受。

“你三姨……”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三姨要结婚了。”我的话还没说完，春燕就马上接了过去。昨天河湾儿里的一幕，在我面前闪了一下。

　　“是十三敖包的。那个人是大夫，家里有钱，彩礼给了八千块呢。”春燕接着说。一只蜻蜓飞过来，落在玉米叶子上，透明的翅膀颤颤地动着。

　　“可是，昨天，在河湾儿……”我想着后面的话该不该说。

　　春燕打断我：“你去河湾儿干啥了？”

我告诉她去找鸭子。昨天午饭后，我爹在炕头发出如雷的鼾声，我妈的呼吸也越来越均匀。我躺着，看窗外的蓝天，心里尽是些不着边际的事儿。两只马莲蝴蝶相随着从敞开的窗子飞进来，双双落在窗台上。我悄悄地坐起，轻轻地拎起我妈的褂子，屏住呼吸，移到窗边，举起褂子，向马莲蝴蝶罩去。“啪!”衣服扣子打在窗玻璃上。我赶紧回头，我爹睁了睁眼，嘴里含混地骂了一句什么，使劲翻个身，又睡去了。我妈迷迷糊糊地问我：“小二丫，你圈鸭子了吗？”我望着飞走的蝴蝶，满心沮丧。我妈在自己鼾声的间隙，又对我说：“你没听见吗？我让你去看看鸭子。”

以前老哈河人是不圈鸭子的。别说鸭子，猪狗鸡鹅都不圈。自从坝渠修成后，总有谁家的鹅鸭从此再不回来。有人在邻村河岸的蒿草丛中发现了鹅毛鸭子毛。老哈河的人才知道自己的鹅鸭早成了邻村人的餐桌美味。

我走出屋门。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刻，葡萄叶子都匍匐在架上，菜园里，黄瓜秧软塌塌的，茄子紫色的花也是蔫不拉叽。鸭子圈里，只有鸭子屎在闷热中蒸腾着臭气。我把能看到的地方看了个遍，也不见鸭子的影儿。于是，就站在院子里放开了嗓子：“鸭——鸭——鸭——”

　　“让你去找鸭子，你却在这里叫魂！皮紧啦？”我一回头，我爹伏在窗台上，睡眼惺忪，满脸怒气。

我赶紧跳墙去后院。我家紧挨着坝渠。再跳过后院的石头矮墙，就能猫着腰攀上坝渠高高的大堤。跳后墙时，尽管我小心翼翼，一条腿还是被那种带刺的蒿子蛰了。我嘶嘶哈哈。那种又痛又痒的感觉，简直令我掉眼泪。我顺着大堤走，有叽叽咕咕的声音传来。那是鸭子的扁嘴深到水里吞泥鳅的声音。我向前探头，五只鸭子逆水而来，一只也没有我家的。我沿着坝渠一路走，也遇见过几只调皮的鹅，游着游着，突然集体扎一个猛子，又立刻受惊样，展开两只翅膀，扑棱棱在水面上飞。河面上水花四溅。

我一路找着鸭子，就走到了河湾儿。河湾儿是坝渠和老哈河的连接处。老哈河的一部分水在那里拐了一个弯，傍着村子流过。连接处修了一座桥。桥附近有两个水泥筒子，是修桥时剩下的，就弃置在荒草里。河湾儿周围长满浅白色的狼尾巴蒿，中间夹杂着一些油绿的剪草，再缠络着一些粉色的打碗花，伏在地皮上的，是黄瓜香，开着豌豆粒般的黄花。那些花和草一直爬上堤坝，再顺着坝渠的内侧堤延伸到底下，和水连在一起，有的匍匐下去，被水冲来涮去，最后干脆随水而去，成了浮萍。

我的眼睛正随着浮萍远去，突然传来一阵哭声。

“呜呜呜——”隔着树枝、狼尾巴蒿和知了的声声长鸣，哭声从水泥筒子里传出来的。我从大堤下来，蹑手蹑脚地走到一丛狼尾巴蒿后，看见了两个人。一个人的脸埋在另一个人的怀里，只有肩一抖一抖的。就算看不见她的脸，我也知道是谁。那样的长辫子在老哈河再找不出第二个了，还有，她的蓝底小粉花上衣，和春燕的一样。就在吃午饭时，我去园子里摘黄瓜，她穿着这件小褂从我家门前经过，还对我笑了呢，原来她是到这里来了！她就是春燕的三姨杨玉莲。抱着她的那个人仰脸望着水泥筒子外高而远的天空。是林小兵老师！我愣得木头般杵在那里，正不知怎样才好，突然看见林小兵老师低下头，脸紧贴着杨玉莲的脸。赵玉莲慢慢地抬起头。他们亲嘴了！我的心怦怦跳，回头就跑。

　　“春燕，我敢说，你三姨不乐意嫁给十三敖包的那个人。”我想着昨天的一幕。

　　“你说啥？”春燕吃惊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的？”

　　“要不咱们拉钩？”我勇敢地迎着春燕的目光，自信地弯起小拇指，向春燕伸过去。

　　春燕泄气了，把目光移开：“二丫，你说对了，我三姨不乐意。”又凑过来，眼睛对着我的眼睛，“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对别人说，我三姨和林小兵老师……”

　　“我知道！”我冲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春燕愣了。

　　春燕都对我说实话了，我也不能瞒她了，就把在河湾看见的一幕告诉了她。春燕的脸红了。

　　“你三姨哭得真可怜。林老师说以后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们都在那里见面。八点。”我怕记错了，又想了一遍，“对，就是八点。每个星期六的八点，他们都要在那里见……”我还没说完，玉米地就响起一阵轻微的哗啦啦声。

　　“有人！”我小声说。我们赶紧低下头，连气儿也不敢喘。轻微的哗啦声时有时无，终于远去了。

　　“不像是风。”春燕慢慢蹲起来，猫着腰，一点一点地向上探头，连脚跟也抬起来了，又向上跳了两跳，猛地蹲下，“赵四！”春燕一手捂着胸口，向我努努嘴，“你再看看。”

我个子矮，春燕就蹲下，从后面抱住我的两条腿，慢慢地举我起来。果然是赵四。不高的个子，戴着那顶红色鸭舌帽，挺胸，腆肚，两条八字腿，他已经走出玉米地。

　　“你说赵四看见我们了吗？”跳到地上后，我担心地问。

　　“没有。他要是看见，早过来骂我们了。”春燕说。

我也觉得赵四没看见我们。没看见就好。我们又站起来看了一回。赵四早过了桥，变成一个黑点，向村里移动。春燕和我赶紧收拾起玉米秸，跑出玉米地。等我们到了老哈河边，卷起裤腿，脚一伸进老哈河，就把刚才遇见赵四的事儿忘了个精光。河水在我们的腿边打着旋流过。

坐在岸上晾晒脚丫的时候，春燕说，咱们要是水就好了，也去大海看看。“水去了大海”这样的事情也是林小兵老师告诉我们的。那天，他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洗他的白色的确良上衣，春燕和我坐在桥墩上，为“水去了哪儿”的问题争论得几乎绝交。

“它们流到大海里了。”林小兵老师站起来，用搭在肩上的白毛巾擦擦手，掏出几块花花绿绿的糖果分给我们。

“它们去了大海，还回来吗？”春燕问。

　　“不回来了。”林小兵老师笑了。

　　“是因为大海离老哈河远，那些水累了，回不来了吗？”我吸溜了一下嘴里的糖。

　　“是。”林小兵老师又笑了，抬起头，眯起眼睛，朝老哈河的下游看。我们也随着他的目光一起看。太阳正要落山，水面上跳动着一片火红的波光。波光尽头，高山连绵成隐约的屏障。

　　“要过很多很多那样的高山。”林小兵老师再说。后来，林小兵老师就教我们背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春燕问林小兵老师什么是烟花，我则问他什么是故人。

　　“故人嘛，”林小兵老师想了想，说，“要是我走了，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咱们再见面，就是故人。”

　　我有些迷糊：“故人？是你呢？还是我们？”

“咱们都是。”

“你会走吗？”我心里突然充满不舍。

　　“也许会吧。”林老师一直笑着。

　　“还回我们老哈河吗？”春燕问。

　　“要是我不回，你们可以去找我呀。”

　　“去哪儿呢？”我问。

“只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去哪儿都成。”

因为想起这一幕，又开始为林小兵老师的事难过，就对春燕说：“要是你三姨嫁给林小兵老师，他准保就不走了。”

　　春燕点点头，又叹口气，说她三姨都订婚了，怎么会嫁给林小兵老师呢。我一想也是，小小的心里塞满离愁，好像林小兵老师已经走了，就和春燕商量，好好念书。到那时，不管林小兵老师离我们多远，哪怕像大海那么远，我们都去找他。

　　晚上回村，平安无事。走在村子里，没人用不一样的眼光看我们，回到家里，大人也没审问我们。我们更加确信，赵四根本没看见我们。

　　第二天，我六叔结婚。赵四在席上帮忙，端盘子、倒水、给客人点烟、安排座位。我们一些小孩子在大人的身后跑来跑去，闹个没完。我追春燕时，撞掉了赵四手里的茶盘，瓜子和花生洒了满地，还有包着红纸绿纸的糖块。

　　“小二丫！刚才我就说你！等着吧！你爹快来了，有你好看的！”我妈气势汹汹地走过来，用食指使劲点着我的后脑勺。

　　“没事没事。小孩子嘛。”赵四塞给我几块糖，笑眯眯地说，“二丫儿可是个听话的孩子，从来不祸害人。别的孩子去地里掰玉米，偷豆角，就是看不见二丫儿。是吧二丫儿？”

　　我看着他，没吭声。

又过了几天，一个深夜，我被狗叫声吵醒，还有嘈杂的人声。月亮明晃晃地照进来，我迷迷糊糊地看见我爹正坐在月光里穿衣服。

“我去看看出啥事了。”我爹说。

“就你好凑热闹。”我妈翻了一个身，把脸转向我这面。

我爹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嘈杂声更大。“汪汪汪——”我家的大黄狗不甘落后地附和着。我妈坐起来，趴着窗户往外看。

“怎么这么多火把？”她说。我也站起来，贴着窗玻璃向外看。火把、连同黑乎乎的一大片人影，闹腾腾地向西边去了。村西的狗叫得更厉害，“汪汪汪”地连成一片。

　“往村部去了。”我妈重新躺下。月光还是白亮亮的。我又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听到我爹说：“林小兵和杨玉莲在水泥筒子里被十三敖包来的人抓住了。”

“抓住了？”我妈似乎没听懂。

“抓住了。”

“哎呀！林小兵得出事吧？”我妈的口气很着急。

“那还用说。肯定得送群专。”我爹说。

“林小兵真够可怜的。别人都回城了，他回不去，又出了这码子事儿。”沉默了一会儿，我妈又说，“谁报的信？缺德！”

我一骨碌爬起来：“赵四。”

“小孩子家家的，知道个啥？多你娘的嘴！欠割舌头，赶紧睡觉！”我爹骂起来。

我不敢再吭声，睁着眼睛躺着，仿佛又听见了玉米叶子相擦的声音。透过无尽的黑夜，我看见了的赵四的身影。过了一会儿，我爹以为我睡着了，小声对我妈说：“你还别说，外面真有人说是赵四干的。”

“真是他啊？”我妈的声音更小。

“当年和林小兵一起竞争民办老师，他没考上，就憋了一股恶气。这回他算是把这口恶气放出去了。”

“呸！就他那贼眉鼠眼的样儿，就是林小兵下去，他也当不上。”我妈突然气愤起来。

“十三敖包来了好些人。杨玉莲的婚事儿怕是黄了。”我爹说。

“你料杨玉莲稀罕？没听说前些日子闹着退婚吗？”

“稀罕不稀罕的，年纪轻轻就坏了名声！”

我妈没说话，许久，才发出一声叹息：“可惜了这两个年轻人。”

第二天，林老师没来给我们上课。第三天也没来。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来。人们都说林老师再也不会来了。放学的路上，我们垂头丧气地往回走。蛐蛐在路边的草丛里欢快地叫个不停，可我们再没有心情去捉一只来，把它放进草编的笼子里，挂在窗棂上。我想起了林老师说过的故人。我和林老师终于成为故人了吗？长大后，我去哪儿找他？我年少的心底涌满惆怅。又过了几天，赵四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第一节课，他写“口”时，只用了两笔，第一笔是竖折，第二笔是横折。我们互相看着，眼神懵懂。正好一只蝴蝶飞进教室，个头很大，翅膀靠里边的部分黑底儿带白点，外圈黑底儿带红花。

我们那些二年级的小孩子，立刻被那只硕大无朋的黑红花蝴蝶吸引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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