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悦读后溪街上的浪荡童年
李二狗，酉阳后溪人。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年人的定义来说，标准90后中年人一枚。
写作经验：检讨书九份，情书三十六行。
后溪街上的浪荡童年
公元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初冬暖阳里的龙潭古镇烘干了秋风留下的萧索，多出几点明亮。一条早已踩得油光水亮的青石板街见证着千年的迎来送往。临街的门面大多经营着大大小小的生意：茶馆，小食摊，杂货铺还有一家开在寿衣铺旁边的医馆等等。封火墙头的枯草和墙根的花猫在这慵懒的阳光里伸着懒腰。街上顽童一阵阵的嬉闹追逐声，小贩苍凉卖力的叫卖声，茶馆内嗡嗡的摆龙门阵声，以及行游匠人用辨识度极高的乐器—羊角号告知人们补锅、骟猪、牮屋的来了的声音，在小镇上空交织着再一头扎进一座四合院里的一扇偏房。
这四合院以前是地主的，偏房是地主家的马厩后来是我奶奶的住房，为了躲计划生育又成了母亲的产房。据说，我出生那天平地没起惊雷，天上也未见异端，被拽出来后满身血污，不会走也不会笑但挺能哭。哎，同样是在马厩出生，耶稣成了神，我被罚了六千多的超生款。尚不足月，母亲就决定带着我回到父亲身边，回到一座名叫后溪的古镇。父亲常对我们说“后溪是我的第三故乡，第二故乡是我当知青的地方白竹公社，第一故乡是龙潭。”我想父亲大概是娶了位道地的后溪美女做了我的母亲后才会这样说的。
那时小镇只有一条街，人们都叫它老街，不是青石板的。早在我出生前就被抓建设的“抓”成了水泥路。按地势，小镇被分成三段：上街，中街，下街。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从沿海到内陆再由城市向农村，最后等她吹向被重重大山包围的后溪时早已气息全无。落后的小镇却是我儿时的桃花源。这条现在看来不长却窄，甚至简陋的老街盛满了我浪荡的童年。
上街有一口井，夏天每次下大雨后都会发很大的水出来，盖过井沿冲出半边街面。我们这帮顽童的心情跟井水一样不断兴奋地翻腾着，因为可以到井边“放船”。大家有的打着光脚板，有的穿着塑胶筒靴，有的踏着凉鞋人手拿一只“船”，这些船大多只有巴掌大小用纸折的，会玩的是用泡沫做的，用小刀在尾部挖个槽放一个小马达再在底部接个用易拉罐皮做的螺旋桨装上电池就可以在任何水池子航行了。小纸船的寿命很短，打湿几次水后就容易垮掉。所以我们都是小心翼翼的跟在自己放的纸船旁跑，离得近了生怕踩起的水花溅湿爱船，离得远了又怕不能及时救起翻掉的小船。我每回都是直到手里的纸船被完全浸湿再也漂不起来的时候才万分不舍的作别这口水井，回到位于中街的家。
几多难忘的故事都发生在父亲的诊所以及旁边宽不过一米长不到十米的小巷道里。
这条巷道的尽头连着一户小院，里面住着一位老婆婆，但不知为何我要管她喊大姨伯。六岁的我有段时间经常往这院子里跑，不为别的，只是找我这大姨伯要旱烟抽起耍。农村的小孩基本都是放养，我算是被半放养那拨。最初父母知道我去抽旱烟也不管，反正周围的小孩都是这样被逗大的。哪知我这耍性有点过了，见天的抽，终于我老汉才像刚想起作为一名父亲的责任一样，在我又一次跑去院子的时候一声暴喝将我定住。于是我比同龄人都先体会到被吊打的滋味。回想起来，屁股上都还是一个大写的“痛”。
小镇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乡民多有尚武精神。有那么一年多的时间，这条巷道有一个属于街上所有大人小孩的保留节目。吃完夜饭家长们都会带着自己的儿子到我家来，等到大人喝完茶抽完烟扯了几句闲聊后，巷道就成了摔跤擂台，大人小孩几十人围着巷子看热闹。参赛选手就是我们这些年龄相仿的小子。因为是在我家旁边的巷道开打，父亲又是裁判再加上自己曾经打出来的名气所以我占有绝对的主场优势，那就是不用参与任何分组，只要跟大人们选出来的认为跟我有得一拼的家伙打就行了。一上场，除了不准挖眼睛、锤鼻子、咬耳朵，一律自由发挥。大部分挑战者我都能轻松拿下，要是碰到硬角色那就好耍了。通常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父亲就会叫我们分开，相当于来了个官方暂停。这段暂停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父亲会从自己泡的五步蛇酒罐子里钩出五钱让我们喝下。往往这一小口蛇酒下肚后我几乎战无不胜。从此，街上盛传本人喝了蛇酒后无人能敌的故事。时至今日我仍是搞不懂这蛇酒是如何带给我力量的。
当然发生于此的故事也有唯美清新的。又是一个停电的夏夜，电视看不成了，风扇也不转了，街坊邻居都搬个板凳坐在街边歇凉摆龙门阵。父亲和隔壁一位教音乐的老师在拉二胡，我和三姐就在屋子门前抓到处飞舞的萤火虫。我发现停电的夜晚，萤火虫屁股上的荧光要比平时亮而且平添了几多灵动。脑后突然传来父亲的喊声：“你去把你平时一路耍的那些细娃喊起来，就说我和江老师教你们唱歌，来的人一个发五角钱。”一听说有钱我马上边在街上跑边喊我那些朋友的名字同时不忘加一句“要去的我老汉要发钱！”。最后七八人跟着我回到家里，发现一大张用毛笔写满了歌词画上了谱子的白纸用两块石头压着挂在了诊所的中药柜上。“爸，人喊起来了！”我朝父亲喊道。“好，来来来，到中药柜那站成两排，你们江老师负责教你们唱，我来给你们配乐。”父亲一面指挥我们一面拿出自己的小提琴试了试音。“这首歌叫《七子之歌——澳门》，来，跟到我开始唱噢：索米索米索，你可知MA-CAU。”江老师站在那张白纸旁边开始教了起来。七八张小嘴跟着张了起来。唱了几遍后父亲就挨个检查，学会的就发五角钱，不会的继续学。我记得最后的合唱随着父亲悠扬的琴声一起飘出这间诊所，飞到老街上空，掠过月光下碎银般的酉水去往了远方。
老街背后是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连基本的硬化都没有，依旧是连泥巴带石头坑坑洼洼的毛狗公路。一到下大雨就泥泞不堪，连拖拉机的轮胎都会打滑陷在烂泥巴里。非得三五汉子，口喊号子，方能救得车子。路烂车少，坐车的机会就更少了。因此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坐车，连拖拉机都不放过。一到周末，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一帮毛孩就会去老街背后这条毛狗公路追着过往的拖拉机要司机带我们坐车耍会儿。大多数情况都会载上我们开出四五十米，再让我们下去。等他拉着一车砖回来，我们又在下车的地方上车一起回去。如此反复，乐此不疲。记忆最深刻的是赶班车。
去往县城的唯一一辆班车是街上一张姓师傅经营的，按我父亲说的我该叫他一声舅舅。通常晚饭后，跟着父亲散步，每每碰到张师傅，父亲就会笑着对我说：“啷个不晓得喊人耶？快，喊舅舅。”于是我就仰着脑袋喊：“舅舅”，张师傅总是在这是给我父亲递上一只烟说道：“刘医生，莫乱教细娃。”紧接着就是一阵攀谈。留下我在旁边用我有限的知识去分析这个“舅舅”的真假。由于路况不好，此去甚远，一天只发一趟，且凌晨四点发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赶”班车。
在我为数不多的赶车记忆里，故事总是惊人的相似。凌晨三点多，沉浸梦乡的我总是被父亲一巴掌拍醒的。迷迷糊糊地拉屎撒尿，洗脸刷牙于三点半多一点出门。其实要不了三分钟就到车站了，所谓车站其实就是张师傅家门前。这时多则十来人少则七八人已等候于此。扒车窗看进去，超八成的座位都放有纸盒类的东西。这些基本是街上的住户，于赶车头天晚上带来占座的。凌晨四点，天都没怎么亮，赶车的人已经陆陆续续的来的差不多了。扎堆抽烟聊天来消磨等张师傅的这段时间。乡野之人，性情率直，好开玩笑。四点一过，不见张师傅门内亮灯，便会喊：“张师傅！莫耍了！起来搞正事得咯！”张师傅爱人在屋内吼“几爷子些！莫喊啦！马上下来了！”引的众人大笑。不出一会，张师傅嘴上叼着烟出来了，大家不忘继续戏谑一番：“上半夜未必没耍够嗦？”张师傅一边开车门一边笑骂道：“狗日的些，莫耍嘴壳子了，上车。”由于僧多粥少，“超载”在我们当时的概念是实在塞不进哪怕一只背篼了。原本限载十九人的班车坐进了二十九人，过道还被各种装着山货蜂蜜，腊肉土鸡的蛇皮袋子和竹背篼占满了。大人抱着半大小子坐，相识的挤着坐，双人座可以被三人坐甚至四人坐。有嫁给本地男人的外地妇女，多是打工认识的，带了个小孩赶车，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我小孩才三岁座位也不占，应该免票。”张师傅操起半土不洋的川普：“不是位置的问题。细娃也是人，上了车都要我负责的，收个半票也合理噻。”全车人又是一阵哄然。这妇女的老公也在一旁冲着自己媳妇说：“要得，半票要得。”嬉笑间尴尬全无。
二零零五年，这条不堪岁月蹂躏的毛道终于是乘上了改革的春风翻新成了漂亮的柏油路。从此，再也不见满头大汗追着车屁股，呛得满头灰的顽童在黄昏中飞奔。
跟那些车一样，小镇旁边的大河同样使我们快乐。知了刚开叫不久，镇上的青皮小伙以及我等八、九岁顽童便急不可耐地要下河游泳。从长长的青石阶梯下到由无数块麻石板垒起来的大码头用走需要两三分钟，我们通常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一步可以跳下三个台阶。而且还能做到边跑边脱衣服裤儿。未及下到河边，七八顽童就光着屁股于这石梯上怪叫奔跑。到了河边，总是有一个胆子比大家稍大的打头炮先跳下水去。紧接着就是一连串扑通声。要是遇到有机动船经过，更是好耍。这时，我们就会朝掌舵的船老板竖起大拇指，意思是叫他把马力开大些。这些大人也乐得配合，机动船强劲的马力在河面劈出一条条大浪，而这些大浪在我想象力贫瘠的童年带给我的刺激丝毫不次于夏威夷带给海上冲浪者的。
乘机动船也是极有趣的。这条名为酉水的大河并不全是以温婉示人，几段险滩令经验老道的船老大也不敢打马虎眼。顺水而下时水流湍急，船老大必须快速准确的选择航道，否则木质的船底就会被水下的礁石豁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除了船老大的经验还得看这条船的马力以及船上的男人。每逢滩险水急之处，船上的男人都会下船拉纤。因为纤夫这一职业在九十年代已经消失了。汉子们或在纤道或于浅滩自己喊着号子，弓成虾米通过背上时紧时松的纤绳将力气注入嘶吼的柴油机。妇孺老人安坐船舱，我喜欢把手伸出窗外任凭激起的浪花溅到手上。这样的经历促使了我想快点长大的想法，因为我想下船拉纤。
河面上比机动船多的是木质的渔船和渡船。有的渔船其实就是乌篷船，是可以住人的。小时候，我会望着一叶乌篷渔船悠悠的荡着，直到转过河湾被山遮住。然后我会想象：在一个湿热的夏夜，仰躺在这样一条乌篷渔船的船头。手只一垂，就能触到水沁出的凉，眼皮一抬，两侧是模糊掉的山崖，中间是流转闪烁的光，但没有月亮。最后，天地山河间空无一物，唯有被清风托住的我和身下的渔船。
小镇跟河对岸是靠渡船联系起来的，本地人坐船不用给钱。最开始是船家到年底去到生产队收粮食以抵人们的船费，到我记事的年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规矩就变了。记得那是冬日里一个普通的午后，我跟父亲正坐在诊所内烤碳火，“刘医生！”门口传来一声稚嫩的喊声。抬头看去，三个年龄与我上下的孩子一人背着一个背篼，手上提着个蛇皮口袋不卑不亢地站着。“我们是河对门罗家的，要过年了，我公喊我们几个上街来收点糍粑，好过年。”其中看起来年龄大些的女孩说。虽然生产队没了，人们坐船还是不用给钱，改由渡公家的人上街到人户家去收，糍粑糖果孔令兄不限，多少也无所谓。“要得，你们等哈噢”父亲微笑着答道。说完就起身去钱柜取钱并叫我去楼上抓几块糍粑下来。把糍粑递到这位跟我一般高的女孩手中的瞬间，我竟猛然有种宗教性的仪式感。这一幕成了我童年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部分，后来酉水两岸架起了铁索桥，它更是代表了我淡淡的乡愁。
二零零二年开始，酉水下游截流要堵大坝建水电站，二零零七年落成。小镇成了库区，我在想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怅然多年后不会有人知道平稳的甲板下曾是一段险滩，也不再有人吼得了低沉的酉水号子。衰老破旧的码头被沉入河底埋进淤泥，就连夜晚偶尔的渔火也不再写意。
在我的直觉里，要符合一个古镇的身份，除了码头还得有一条老街。这个镇子的街是老的，甚至名字都是叫老街。老街，街面不大，十几家铺子和百十家住房挤在一起。晚饭时间通街都是炒菜的香味。谁家娃儿打了碗遭母亲责骂，娃儿响亮的哭声周围十来家都能耳闻。
那时节，老街两旁的房子多是木质的老房子，房与房之间是黑灰的封火墙，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依然清晰可辨。有的同学家就是这种老房子，我经常跑到他们家里耍，尤其是其中两家。因为这两家的房子都是两开间，一间只有一条木门槛，门槛内就是堂屋，脚下是踩得黑亮的泥巴地，我们可以在这宽敞的堂屋打架摔跤，玩玻璃球。另一间有一高高的柜台，柜台内开着杂货店。有人买东西，钱和货就在这柜台交易。尤其喜欢这柜台，不仅是我们这帮男孩可以通过爬上这有我们一人多高的柜台来逞雄，更是因为它透出了这个古镇夹杂在它身上的矛盾和命运，繁华与没落。虽然古镇业已没落但是赶场天仍是热闹非凡。照旧例，逢一、六赶场，一月七集。十里八乡，周边场镇的人都云集镇上兜售狗皮膏药、锄头菜刀、衣服鞋子、假老虎骨、真耗子药、经营各式饮食小摊……满街人头攒动，嗡嗡嘤嘤，谁被踩了脚后跟，谁的胸口又被背篼给抵了都属常事。父亲诊所旁就有一位从几十里外来赶集的牙医。从我家借一张四方桌置于街边，铺一块绒布，摆上钳子、镊子、凿子、牙钻等工具就可以开张了。来找他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太，岁数一大牙齿掉差不多了，就连仅剩的几颗也是坏的。患者张着嘴，仰坐在一把木椅上，牙医拿出他的各式工具使出十八般武艺在他们的嘴里鼓捣着，时不时地要求患者含口自来水簌簌口再接到弄。令我迷惑的是从来没有小孩在这里看过牙齿，现在才恍然大悟，在糖果尚属高消费的九十年代的农村，小孩子家哪里长得起虫牙来好让这牙医赚钱哟！
然而，现在的城镇化建设推倒了所有的老房子以及老柜台。理想中的小镇已经面目全非，变得熟悉却又那么的陌生。去年随着老街上最后一幢木头老房子被推倒，我可怜的乡愁已无处存放，成了到处飘零的孤魂野鬼。
这些事物离去的同时也宣告了我浪荡童年的终结，从此再也不敢在这街面疯跑尖叫，因为它早已不属于我。无愁河水也无法冲淡我的忧伤。哦，我那浪荡的童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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